《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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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jpg《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为20世纪出版的第一部关于青年学生运动史的专著。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1956年和1965年台湾文星书店第一版、再版。作者是名史家黄现璠。现摘录陈吉生教授撰《 试论壮族著名史学家黄现璠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贡献》一文有关此书的学术价值的介绍如下:
一、黄现璠之所以记述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並非主题先行和借以类比的产物，完全是读史有感而为的结果。正如邓之诚于书“序”谓：“黄生现璠，昔从予读史，熟知前言往事，颇有意于著述，搜罗群籍，成宋代太学生一编……”。可见黄现璠著述之前对宋代太学生史事已经稔熟，因而它绝非以致用为首要目的而临时抱佛脚的应景应时之作。深为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史事的感动而成为治史的契机，对于有血有肉的史学家而言十分正常自然又合情合理。原因在于理性感性敏锐的专业史家潜心读史时往往会引发研究者主体与研究对象客体之间的共感共鸣。黄现璠治宋代太学生的契机既与他对唐代贱民和元代农民惨遭压迫的处境深感同情而予以记述的契机同符合契，又与他的师友陈寅恪教授主张的“了解之同情”史观不谋而合。史学家读史时产生的这种感动或同情在具体著述中既有正面作用，又有负面效应。正面作用是促使治史者为发自内心的真诚感动或同情而会全力以赴地去广集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负面效应则是易于造成治史者的先入之见，使其研究偏离价值中立的原则立场。但受过虚己、求真、贵疑等考据学扎实训练的专业史学家通常对“负面效应”具有超乎寻常的免疫力，以致在避免“负面效应”发生作用有损“求真”方面的理性自律能力，往往会大大超过政治、社会、经济、文学、艺术领域的非历史专业学者以及为致用而致用的“影射史学”和“主义史学”者，这已为20世纪汉牛充栋的史学研究成果所证明。通过对汉、唐、宋时代的大量史料阅读和研究，黄现璠发现：“我国大学生之救国运动，始于汉，盛于宋，而复兴于现代……”，尤以宋代太学生开展的一系列对外对内救国运动事迹具有历史意义，于是，决定进行研究予以记述彰显，这是他著《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的初衷和动机。至此，他完成了“致用新史学”有意义的表层研究，即从全面客观的史料阅读中发现了其中有价值的要素。 二、黄现璠继而对宋代太学生对外对内的一系列救国活动接踵而起的原因（强敌之压迫、朝臣之懦弱、小人之恣虐）以及救国运动的过程、方式方法逐一展开了旁证博引言之有据的客观考证和叙述，以达“求实求真”。由于这种考证没有先入为主的穿凿附会，极力避免了失实失真，使得他进而从所表述的历史真实事象中揭示出的宋代太学生团结一致不屈不挠的斗争勇气、精神和救国运动的历史价值便具有了典范意义。这时，黄现璠完成了“致用新史学”有意义的第二层研究。 三、黄现璠在叙述宋代太学生真人真事和救国运动真相的过程中偶发“潜台词”或“提示句”，例如：“外抗强权，必先内除奸贼外。宋……皆以金人喜怒为去取，与今日吾国政府，仰敌人鼻息，如出一辙。”“文天祥起兵庐陵时，太学生闻风归之。此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学生多去投军相同”等等，于求真考证行文之间“画龙点睛”，以“潜台词”或“提示句”昭示读者，以体现论著和他的“致用新史学”的第三层意义。诚如邓之诚于书序谓：“黄生现璠……成宋代太学生一编，予以为可以发聋振聩……”，可说一语道出了黄现璠“致用新史学”有意义的第三层研究价值。正因如此，台湾当代著名学者李敖主掌“台北文星书局”期间，两次重新出版《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1956、1965年台湾文星书店第一版、再版），皆将其列为“现代世界学术精典100部”系列丛书之一，无非看重的是本书的开拓创新学术价值以及书中“潜台词”或“提示句”发出的振聋发聩之声所具有的深远重要意义，或许认为它的重大学术价值表现为20世纪中国学运史研究的第一部史学专著。以致中国当代学者将黄现璠著《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收入“民国丛书精典”第五集之一种也就顺理成章。" [编辑] 参考资料陈吉生撰《 试论壮族著名史学家黄现璠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贡献》,载《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笫1期,80页~104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