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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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義是中华民國國父孫文所提出的政治綱領，包含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此綱領歷年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他多次對三民主義所作的表述，是有所改變和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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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要點
- 民族主義：反對列強的侵略，打倒與帝國主義相勾結之軍閥，求得國內各民族之平等，承認民族自決權。
- 民權主義：實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歐美現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政權)以管理政府，政府則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治權)以治理國家。其核心觀念強調直接民權與權能區分，亦即政府擁有治權，人民則擁有政權。
- 民生主義：其最重要之原則有兩個，一為平均地權（實行耕者有其田），二為節制資本（私人不能操縱國民生計）。
[编辑] 源流及演化
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书稿在民国11年陈炯明的部队进攻广州大总统府时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會宣言〉（即《民报》发刊词），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義」為題所作的16次講演的紀錄。
[编辑] 初期
同盟會的成立 民國前七年（乙巳年）春，總理由美赴歐，先後在巴黎、柏林宣揚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號召留學生，了解革命組織的團體，加入共有七十餘人。七月，總理返日，又以興中會為中心，把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和革命份子聯合一致，八月十二日，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總理為總理，並曾通過總章，發表宣言。 〈同盟會宣言〉的中心內容是四條綱領性的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這可以說是辛亥革命以前三民主義的早期形態，前兩條即當時的民族主義，第三條即當時的民權主義，最後一條即當時的民生主義。 中華民國的名稱，也是同盟會成立時確定的。 在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孫中山指出：「重新來研究國家的現狀，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他從1月到同年8月，作了16次講演以闡發三民主義，由黄昌谷全程速记、翻译。這是他一生宣講三民主義的最後、也是最有系統、最詳盡的篇章。
孫中山在多次講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領導的政黨和運動須達到三個目的：進行民族革命以實現民族主義，進行政治革命以實現民權主義，進行社會革命以實現民生主義，他又認為最後一個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實現，而避免一次革命。
孫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於廣州黃埔軍官學校開學典禮中，以三民主義為綱，對該校師生之訓詞，后來成為中華民國國歌。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处在山顶最高峰的祭堂，有3个拱门，分别书写着“民族”、“民权”、“民生”。
[编辑] 遷臺後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三民主義成為蔣中正威權體制下的“黨國意識型態”，高級中學及大學中列有三民主義課程，透過此一課程極力推展反共教育，建構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治正統乃至民族道統的地位，大學及中央研究院在當時都設有三民主義研究所，並以「三民主義」、「國父思想」等不同名稱，列為大學聯考與國家考試的必考科目。在臺灣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級學校校歌或多或少都能見到三民、民權、民生、民族等用語。
除了中華民國憲法外，在當時各類教育規章、課程目標都有貫徹三民主義一類文字。解除戒嚴及動員勘亂時期後，相關科目的授課內容逐漸改變，大學內相關課程則逐漸改為中華民國憲法課程，國家考試及大學入學考試則漸次縮減，甚至停考該科目。各三民主義研究所則改名或改組，例如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變更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
[编辑]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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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義的批評者眾多，他們認為孫文的《三民主義》基本上是東抄西湊，自相矛盾，思想極度混亂的產物。
1927年陈炯明所着的《中国统一刍议》提到：“三民主义及其发表之政纲，类皆东抄西袭，绝少独立之思想，一贯之理论，而于国情亦未适合。（详细批评，非本论范围，但国民党贤者，必知其说，不过头上有偶像，不敢触犯耳。如有马定路德出于其党，庶有中兴之望）。在今日视之，已属陈腐不堪，亟待修正。有何神圣而必强求青年，桎其心思，梏其趋步耶！”
[编辑] 民族主義
劉宗正批評孫中山有「大漢沙文主義」的思想，例如：「就歷史上說，我們四萬萬漢族是從那一條路走來的呢？也是自帝國主義一條路走來的。我們的祖宗從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民族主義第四講）、「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民族主義第一講）、「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餘人。所以就大多數說 ，四萬萬中國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同一語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民族主義第一講）、「中國四萬萬人是亞洲世界主義，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從新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然後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民族主義第四講）[1]
孫中山講民族主義時，嚴厲批判馬爾薩斯《人口論》[2]，他說中國不是人口過剩，而是人口沒有增加，“我們中國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沒有加多。以後一百年，若沒有振作之法，當然難得加多。……环看世界各国的情形，在美国增多十倍，俄国增多四倍，英国、日本增多三倍……我们中国却仍然如故，或者甚至于减少。”“我们民族被世界各国人口增加的压迫，不久就要灭亡，这是显然可见的事。”[3]。
[编辑] 民權主義
[编辑] 權能區分
孫中山又常以諸葛亮與阿斗的故事說明“權能區分”的重要性[4][5]，“欧美现在实行民权，人民所持的态度，总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权和能照我所发明没有分开。中国要不蹈欧美的覆辙，应该要照我所发明的学理，要把权和能划分清楚。人民分开了权与能，才不致反对政府，政府才可以望发展。”[6]。這些理論的問題點在於孫中山混淆了歐美國家人民的权利（rights），政府的权力（authority），与施政的能力或才能（political ability），殊不知歐美的「阿斗」其實「权」与「能」都有，随时有「能」，行使其「权」，以更换不適任的「诸葛亮」。最早指出孫文思想這個病理的是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後來他的學生宮澤俊義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評析》一書中指出，“現在歐美各民主國家，人民不但擁有孫文所稱的政權，同時有治權，政權與治權並不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他所稱的治權是人民的權力的本質，政權則是人民行使權力的方法。”[7]
西方對三權的集中已非常害怕，孫文卻只怕不是“萬能政府”。他認為可以用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來防止萬能政府變成獨裁政府。罷免、創制、複決等權利是理論可行，實際上不易實行的。若是罷免的條件訂的很苛，則等於沒有罷免權，如果訂得很寬鬆，則時時在罷免，民代惶惶不可終日，根本無法專心行使立法權。[8]。
[编辑] 國民大會
孫文發明權能區分，一方面設國民大會為政權機關，一方面設五院為治權機關，偏偏在五院之上又設立總統理治權，如此一來，孫文對共產制度下的人民民主集中制又只引用了一半。這種情況下，國民大會變得很複雜，國民大會若是完全按共產制度來實行，運作的程序，優點和缺點很清楚。但是，在國民大會外另社總統，情況就複雜了。本來，五院是直接歸國民大會管理監督，現在不然，五院分工合作，其上設總統，總統又不具權力指揮五院，只能調停。……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協商時，張君勱拿出三權憲法，要求國民大會無形化，其權力只剩選舉、罷免總統、副總統，修改憲法，複決立法院所提的憲法修正案…等等。然而，這些權力除選、罷免總統和副總統之外，其他的權力又都受到種種限制，所以，國民大會到底是甚麼，我實在不清楚。[9]
[编辑] 五權分立
孫文採取三權，確認為不好，自己再加上考試、監察兩權，成五權，更重要的是，孫文不採取西方“性惡論”的思想，卻採取“性善論”，讓五權分工合作，造就一個萬能政府，把以性惡哲學為基礎的法律、政治價值觀，一變成以性善為基礎的憲政思想，這種轉變是何等的巨大，整個憲政的架構和運作不同，甚至目標也不同。[10]
[编辑] 考試制度
考試院行使考試權，但考用不能合一，因為它沒有行政權。甚至，連到考多少人都不曉得。所以，後來就陳倉暗渡，在行政院下設人事行政局，當時設立這機構是黑機關，所以就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加以合法化，但臨時條款廢除以後，人事行政局又成為黑機關，政府又將它放在《國安三法》中夾帶過關[11]。
[编辑] 監察制度
台灣憲法專家李鴻禧指出「國父孫文發明了監察制度，將屬於立法權中的彈劾權分離出來，另外成立監察院。在國外，彈劾權是國會兩院制的國家才具有的，由下議院提出彈劾，上議院來審判。但是在我國：當監察院提出彈劾後，卻沒有國會可以審判，結果就將它放到司法院，在其下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由監察院提起彈劾，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判，這是違背法學、政治學學理的笑話。彈劾是追究政治責任，不是追究法律責任。誰才能追究政治責任呢？一定是民意代表。所以，將監察院改成目前的準司法機關已是大笑話，因為有權追究公務員政治責任的人，一定是人民以及他們所選的民意代表，但現在監察院不是民意代表，居然能代表民意來追究行政機關人員的責任，這些人何德何能？而且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裡的成員又是輪調、派任的法官擔任，這些人又不是民意代表，他們又何德何能來審判公務人員是否有行政責任？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所以，我認為臺灣未來在司法改革上重新規劃，整個司法問題才能有比較好的解決」[12]。
[编辑] 民生主義
在漲價歸公方面，孫中山以為“地主如果以多报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政府要照价抽税，吃重税的亏。在利害两方面互相比较，他一定不情愿多报，也不情愿少报，要定一个折中的价值，把实在的市价报告到政府。”[13]此一理論的問題在於如果地主永遠不賣土地，沒有買賣的行爲，漲價歸公便無從實施。孫中山的“漲價歸公”理念是來自於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於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正如人人都有呼吸空气的平等权利一样。”，張五常認為亨利·乔治的“涨价归公”理论是“闭门造车”，对经济学一窍不通。
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台灣早期大量的國營事業，如：台鹽、台肥、台鐵、菸酒公賣局、郵局、中華電信等企業賺取大量的費用但是服務品質也不見提升，原因就是沒有競爭，自從開放民營競爭以後品質才略有改善。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本具有濃烈的社會主義色彩，例如他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便提到「...民生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要細心去研究的。」「共產主義既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為什麼國民黨員要去反對共產黨員呢？這個原因，或者是由於共產黨員也有不明白共產主義為何物，而嘗有反對三民主義之言論，所以激成國民黨之反感。但是這種無知妄作的黨員，不得歸咎於全黨及其黨中之主義，只可說是他們個人的行為。所以我們決不能夠以共產黨員個人不好的行為，便拿他們來做標準去反對共產黨。」但因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力行反共產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國家政策，雖然打著是發揚、擁護三民主義的旗號，對其中左傾的部份，採取模糊帶過的方式，使民生主義真正的精神，反而更顯得模糊不清。
[编辑] 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关系
青年学者刘小烽在“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一文中认为：苏联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思潮能够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落地生根，并蔚成燎原之势，其深层原因与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大同”情结有重要关联。作者认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社会理想的统一；二、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三、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以下是分述：
一、社会理想的统一
二、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
三、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
[编辑] 一 社会理想的统一
三民主义的社会理想为何？
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为公。
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为何？
马克思博士说：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孙中山所说的“天下为公”系出儒家《礼记·礼运·大同篇》，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也是三民主义的最高社会
理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则是共产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
三民主义暨儒家文化所主张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以及马克思所主张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
社会的具体内容如何呢？
《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 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三卷：“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
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的时候；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 要的时候；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 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现在，我们来看《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中最关键的两个句子：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说人们热爱劳动，就象害怕自己的力量无处释放一样，而且劳动创造的财
富不一定非要据为己有。换句话说，就是“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劳动 是“自我”能力的释放，劳动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劳动“不必为己”，人们都能“各尽所能”。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是说社会的物质财富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就象讨厌财富一样，把财富任
意的弃置于地，而不是收藏起来，据为己有。换句话说，就是“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 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人们已经能“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象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 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列宁选集》第三卷第页）。这时候，社会 成员的道德觉悟都得到了充分的提高。所以任何财富都“不必藏于己”，人们都能“按需”取用，而不是大肆攫取或肆意 糟蹋属于社会公有的财富。社会已经可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了”。
从这点上讲，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是统一的。
[编辑] 二 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
仁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它要求统治者在不损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一定的阶级让步
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存在于社会经济领域内的——被统治阶级造反的必要性。仁的精神实质，就是使“民” 无造反之必要。如何使民无造反之必要呢？首先就是要解决涵盖社会各阶级的“民生”问题，使社会各阶级的成员在不改 变自身阶级地位的前提下就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而这也就是“民生主义”的主要精神，所以民生主义的指导精神与 仁的精神是统一的。那么，此二者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如何呢？孙中山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 义”（《孙中山选集》第页）。共产主义是什么呢？共产主义就是消除“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就是使“劳动 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就是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一句话，共产主义 首先也是要解决“民生”问题。所以孙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因此，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在运用“仁”的指导精神上是统一的。
[编辑] 三 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
礼是什么呢？《左传》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析言之，儒家的礼，就是在行“仁”的大前提下建立的维护一定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道德秩序。它的精神实质就是赋予社会阶级秩序以道德的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和消除被统治者造反的思想意识。所以，“仁”就是要使民无造反之必要（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礼”就是要使民无造反之意识（亦即使造反作乱没有道德依据或没有意识形态基础）。“民”既无造反之必要，又无造反之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这两者中，如果统治者不讲“仁”而只讲“礼”，那么，礼就不能为被统治者长期接受，因而也就不能保证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如果统治者不讲“礼”而只讲“仁”，仁的推行就会使被统治者轻慢其统治，因而在不受“礼”的约束的情况下，便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相辅相成，仁礼一体，缺一不可，这就是儒家全部思想的精髓所在。
那末，“礼”在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里有何体现呢？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吸收近代西方民权与法制思想及中国传统行政、司法经验而提出的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三讲”：“民权两个字，是我们革命党的第二个口号，同法国革命口号的平等是相对待
的。”“什么是叫做平等呢？平等是从那里来的呢？欧美的革命学说，都讲平等是天赋到人类的。”但是“……天地间所 生的东西总没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自然不能够说是平等。自然界既没有平等，人类又怎么有平等呢？天生人类本 来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人类专制发达以后，专制帝王尤其变本加厉，弄到结果，比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了。这种由帝王造 成的不平等，是人为的不平等。人为的不平等究竟是什么情形，现在可以就讲坛的黑板上绘一个图来表明。
第一图 不平等
帝
王
公
侯
伯
子
男
—————————————————————————————— 民
……因此赞成革命的学者，便不得不创天赋人权的平等自由这一说，以打破君主的专制。……专制帝王推倒以后，
民众又深信人人是天生平等的这一说，……假若照民众相信的那一说去做，纵使不顾真理勉强做成功，也是一种假平等。 象第二图一样，必定要把位置高的压下去，成了平头的平等，至于立脚点还是弯曲线，还是不能平等。这种平等不是真 平等，是假平等。
第二图 假平等
圣 贤 才 智 平 庸 愚 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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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讲民权平等，又要有世界进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故革命以后，必要各人在政治
上的立足点都是平等，好象第三图的底线一律是平的，那才是真平等，那才是自然之真理。
第三图 真平等
圣
贤
才
智
平
庸
愚
——————————————————————————————— 劣
由上可见，孙中山民权主义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是充满道德精神的。在此前提下发端的，“人民与政府分享政权和
治权”的权能分立学说，也于一般意义上的法制精神之外注入了道德的内容。所以，民权主义的社会秩序不仅体现为一种 法律秩序而且也体现为一种道德秩序。它运用了儒家“礼”的精神，于普通所谓的法律秩序之中特别体现了“礼”的原则。
共产主义的“礼”是什么呢？列宁写道：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
规则，......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列宁选集》第页）共产主义社会即是依靠此“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确立自己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的维持依靠于共产主义条件下“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的人们之 “习惯于遵守”，事实上也就是依靠于社会成员之共产主义的提高（亦即道德水准的提高）。因而，这种社会秩序的实 质也是一种道德秩序，也是一种“礼”。
所以，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在运用“礼”的精神上也是统一的。
[编辑] 四 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差别性和统一性之关系
（一）差别性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
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孙中山先生说：“我们革命党向来主张三民主义去革命”（《孙中山选集》第页）。由此可 见，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革命的主义。但是，其革命的性质却有所不同。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纲领”（《简明政治学辞典》第页）；而共产主义则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 度”（《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页）。那末，儒家思想如何呢？儒家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同上 ，第页）。所以，作为革命学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着阶级性的不同；作为社会科学，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儒家思 想不仅有阶级性的不同，而且有革命与非革命的不同。
（二）统一性的辩证性
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而不是简单的机械的结合。我们要把儒家的仁和
礼，看作是能够为一切阶级社会和非阶级社会所共同适用的超历史超阶级的统治原则和社会管理原则，而不是机械地把它 仅仅看作是封建社会的所谓“仁政”和封建礼教之三纲五常。我们也不能把民生主义很局限地理解为“平均地权”“节制 资本”，而应该把它看作是致力解决民生问题的精神及其一切方法的总的称谓。我们也不能把对民权主义的理解局限在 “五权宪法”的狭小范围，而应该把它扩大为“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我们更不能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呆板的缺 乏联系的僵死的教条，而应该把它看作是需要不断发展和不断取得新的营养补充的理论体系。所以，三者之统一，仅仅是 在这个意义上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
（三）三者之统一的意义
儒家思想是统治的学说，但是它也主张“逆取顺守”，承认“汤武革命”的正义性。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革命的
学说，但它们同时也是建设的学说。因此，儒家思想与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都是革命与统治兼顾的学说，前者侧重于统 治（即阶级秩序的建设），后者侧重于革命（即阶级秩序的变革）。所以，三者之统一可补各自的不足。这是其一。
其二，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干，它的影响远及东亚诸国”（《简明哲学小辞典》第页），是东方文化的
最高成就之一。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页）思想体系， 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三民主义则代表了近代东西方文化结合的最有价值的尝试。所以，三者之统一具有极其 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编辑] 五 大同（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基础
共产主义（大同）社会是在“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和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都充分提高的基础上产生
的一种高级社会形态。所以，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和社会道德的充分提高是大同社会的两大柱石和基本前提。没有社会财 富的充分涌流，谈不上按需分配；没有社会道德的充分提高，也谈不上“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因为按需分配 的首要问题，就是需要的标准问题。而人类的需要总是一个不确定值，它总是随着国家民族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 和具体的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需要永远是一个不确定值。即使是同一个人，他在“此一时”对“需要”的要求 与“彼一时”对“需要”的要求也会有极大的不同。所以，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经济与道德的统一体，只能是社会化大生 产与集体主义道德的高度综合。归根到底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因为集体主义道德必然而且也只能来源于个 人与集体的紧密联系，高度的集体主义道德只能是充分的社会化大生产之必然的意识形态。
只有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了，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才可能充分涌流；只有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了，个人与集体的联
系才会不断加强；个人与集体的联系加强了，集体主义才会逐渐由一种社会道德变成一种生存之道。而只有当集体主义道 德变成人们的生存之道的时候，集体主义的原则才会真正成为社会成员的生活必须，人们才可能“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 惯于遵守”。所以，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决不是可望不可即的神秘的天堂，而完全可以是人类奋斗的杰作。其所由实现 的途径便是：一、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解决民生问题，即行“仁”；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建立集体主义的社 会道德秩序，即建立集体主义的“礼”。这就是立足于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之统一的共产主义（大同 ）社会的要谛。
最后，总结起来讲，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是科学的也是必要的。只有统一才能使中国
（儒家）文化获得新生，也只有统一才能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更加完备更加雄壮其强大的生命力。
[编辑] 軼事
李敖曾在大學課堂上問王作榮：“三民主義到底有沒有缺點啊？”他應聲脫口而出：“当然有啊！”李敖追問：“缺点在哪里？”他厲聲回答：“我不敢讲啊？”然後突然笑一下，全班同学哄堂大笑。[14]
[编辑] 注釋
- ↑ 劉宗正：〈孫中山的聯邦思想〉
- ↑ 今日法国“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经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0页）
- ↑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3页
- ↑ 中國現在有四萬萬個阿斗，人人都是很有權的。阿斗本是无能，但是诸葛亮有能，所以刘备死了以后，西蜀还能够治理。（民權主義第五講）
- ↑ 孫中山在民權主義的演講中，很喜歡用堯舜、秦王朝、義和團、太平天國與三國演義的例子，來闡述民權，例如，他說「我們可以拿《三國演義》來證明，譬如諸葛亮是有才學的，很有能幹的。」；他應該用西方民主的經典文獻，來闡述民主與民權等思想，例如，《五月花號公約》、美國《獨立宣言》、林肯《蓋茨堡演講》等，如此才有可能將這些概念，講得透徹。用專制時代的概念與例子，來解說現代民主與民權思想，具有一定的危險性。（劉宗正：〈孫中山的聯邦思想〉）
- ↑ 《国父遗教》1960，281頁
- ↑ 《憲法教室》，頁208至211
- ↑ 《憲法教室》頁211至212
- ↑ 《憲法教室》頁215至217
- ↑ 《憲法教室》頁211至212
- ↑ 《憲法教室》，頁212至215
- ↑ 《憲法教室》
- ↑ 《国父遗教》1960，358頁
- ↑ 李敖，《李敖快意恩仇錄·大寒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