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領台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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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領台時期，又常被稱作「中華民國在臺灣」或「台灣戰後時期」，是指台灣歷史上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迄今、由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管轄的時期。
[编辑] 概論
[编辑] 戰後初期的社會情勢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並簽署《日本降書》，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何應欽接收台灣，而後設立與中國大陸省級行政體制不同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並由陳儀出任台灣行政長官。但因為陳儀等接管官員貪污嚴重，軍警紀律敗壞，陳儀本人大權獨攬，加上戰後經濟崩潰導致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和政府急於「去日本化」造成文化上的隔閡，以及部分新住民（外省人）相對於老住民（本省人）在社會和經濟地位上具高度優勢的不平等待遇，最後在1947年初，因查緝私煙所引發的警民衝突，導致「二二八事件」全面爆發。數星期後，國府派兵來台鎮壓，後續還有「清鄉」行動，許多與事件無關的各界菁英與百姓也被無故殺害，或逮捕之後不經審判而被監禁、處死或就此失蹤。此事件揭開了19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高壓的序幕，並埋下後來族群對立態勢與台灣獨立運動的種子。二二八事件后，國民政府調整臺灣地方政治制度，廢除臺灣省行政公署，改設臺灣省政府，由文人出身的魏道明任首屆省主席，縮小公營事業范圍。1949年（民國卅八年），陳誠就任臺灣省主席，改革幣制（舊臺幣以四萬比一的比率兌換新臺幣），實行三七五減租[1]，通貨膨脹形勢得到緩解。 
[编辑] 從威權走向民主1949年，大陸易主，國民革命軍和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台灣，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新敗來台初期，一直揚言要反攻大陸，但缺乏美國的全力配合，只是有一些小規模戰役，直至金門炮戰雙方暫時停火後，反攻都未能實現。國民黨政府在台灣透過「戒嚴令」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法令，配合黨、政府、軍隊、特務的結合掌控，持續政治與社會上的強勢壓制，鞏固一黨專政、獨裁的體制，造成許多人因實際或是指稱的反對言論或行動，甚至無故被指為「匪諜」而受到非法迫害的案件（即白色恐怖）。 1950年起（民國卅九年），臺灣實行地方自治，縣以下民意代表與行政首長及省議會由公民直選產生。1950年代起雷震等知識分子在《自由中國》雜誌上批評時政，要求民主。1960年（民國四十九年），雷震等人士籌組中國民主黨，但很快就被政府鎮壓[2]。在國民黨政府解除戒嚴之前，台灣的「黨外」團體一直透過私下發行的政論雜誌，醞釀對國民黨政府進行大規模抗爭，要求全面落實民主政治與言論自由。1979年12月在高雄市所發生的美麗島事件，可算是對二十世紀後期台灣民主化影響最深遠的一次民主抗爭事件，隨之而來的對被逮捕相關人士的軍事審判更是引起廣泛注目。1987年台灣解嚴。隨著蔣經國在1988年1月去世，蔣家父子兩代的統治也隨之結束，開始民主政治。1991年5月1日結束「動員戡亂」時期，代表著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合法性。前總統李登輝任內推動民主化與台灣本土化政策，陸續推動六次修憲，萬年國代在1991年宣告退職，並在1996年舉行首次總統直選。李登輝在1999年接受德國記者專訪時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為兩個對等的國家（即「兩國論」或「特殊兩國論」）。台灣內部雖有統、獨兩派立場，但多數人的態度為維持現狀[3]。 
[编辑] 邁向政黨輪替2000年3月18日總統大選，因為由國民黨分裂出來的「新台灣人服務團隊」分散了泛國民黨選民的票源，最終由民進黨提名的陳水扁及呂秀蓮以輕微票數之差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正、副總統，寫下中華民國首次政黨輪替的歷史紀錄。2002年8月，陳水扁公開表示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是「一邊一國」，引發台灣各界、中國大陸及美國的不少爭議。2004年，陳水扁及呂秀蓮在總統大選前一天遭到槍擊行刺，陳呂二人又再次以僅僅領先些微票數當選連任，不過泛藍陣營就因三一九槍擊案等事件，對其當選的合法性提出質疑，但質疑不是不合邏輯就是被之後的證據反駁。2005年，任務型國大通過憲法修正案，規定國會選舉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這有利於兩黨制的形成[4]。2006年9月9日，因民進黨政府爆發多起弊案，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發起百萬人民倒扁運動，但此運動卻明顯對國民黨與馬英九的弊案幾乎不理會，而後不了了之。 [编辑] 兩岸關係與國際地位的變化1943年底，開羅宣言發表，其中表示包括台灣在内的日本所佔據的中國所有領土要歸還于中華民國。該宣言並于1945年所發表的波茨坦公告重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盟軍統帥令在台日軍向中華民國政府投降。在台日本政府於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市中山堂向中華民國代表陳儀投降，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接管台灣。1951年，日本正式簽署舊金山和約，但因國共內戰中國情勢不明，和約未注明台灣主權歸屬。在1952年的台北和約第二條中，日本依據舊金山和約，重申了放棄對台灣、澎湖、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的主權。197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並宣佈臺北和約失效，同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簽訂了《中日聯合聲明》。關於台灣的政治地位，或曰兩岸是否走向統一，亦或是持續相互獨立狀態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國內及國際宣稱：「無論從歷史、政治還是國際法上，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並在統一無望以及某些其他前提下，不放棄以武力解決。」而主張台灣主權獨立的人士則認為：由美國、日本等國家所簽署的「舊金山和約」並未明白指出台灣的主權歸屬（台灣地位未定論），而且台灣的未來走向應由全體台灣人民自主決定，不容許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武力威脅。2005年3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高票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確了「一個中國」的原則。部分台灣人民對此事感到不滿，在3月26日有100萬人走上臺北市街頭，參與了三二六護台灣大遊行，以表示強烈的不滿與抗議。2005年4月26日起，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等政黨前后訪問中國大陸，引發兩岸政黨交流的熱潮，兩岸緊張的情勢有所緩解，但兩岸關係仍充滿不確定性。 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直到1970年代，都被認為是國際社會中中國的合法代表，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逐漸增加。1954年，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御條約。到1971年，聯合國即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之際（第2758號決議案），國民黨政府堅持「漢賊不兩立」，宣佈退出聯合國，此後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大幅度滑落；1979年，與美國斷交，更是對中華民國的外交處境造成嚴重衝擊。近年來，中華民國政府多次試圖重新申請加入聯合國與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但在對岸的強力阻撓下一直沒有成功。 [编辑] 經濟的成長戰后初期，臺灣物資缺乏，經濟蕭條，通貨膨脹嚴重。國府遷臺后，首先發展農業，至1953年（民國四十二年），臺灣經濟已恢復到戰前水準。之后，政府奉行「以農養工」的政策，在日治時期的基礎；中國大陸來臺的資金、人才與技術；美援等因素下，臺灣經濟逐步走向迅速成長。在1950年代時期，政府實行進口替代的政策，將農業所得支援工業部門，以農產品出口來換取外匯以進口工業機器，發展民生工業。并提高關稅，管制外匯，限制進口，以保護本土產業。到1960年代，臺灣的進口替代產業面臨國內市場飽和的問題，同時一些工業化國家的工廠面臨工資上漲等因素，因此紛紛搬遷到一些具工業基礎又勞工成本低廉的地區，臺灣的經濟政策遂改為出口擴張。1960年（民國四十九年），政府通過《獎勵投資條例》，積極爭取外商在臺投資；1966年（民國五十五年），政府成立高雄出口加工區，這是亞洲第一個出口加工區，以擴大加工生產。臺灣以加工中繼站的角色，成為國際分工體系中的一環。1963年（民國五十二年），工業占臺灣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超過農業。此后直到第一次石油危機為止，臺灣長期保持年均兩位數以上的經濟成長率。1971年（民國六十年），臺灣對外貿易出現順差，從此臺灣長期維持貿易出的局面。 
1970年代初，臺灣因外交受挫；石油危機與基礎公共設施不足等因此影響，民間投資意愿降低，經濟成長受到沖擊。政府因此調整經濟政策，改采「第二次進口替代」，推出「十大建設」等一系列大型公共投資計劃，國內投資環境因此大幅改善，也有效提振了就業，景氣強勁復蘇。經濟成功實現轉型升級。臺灣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與香港、南韓和新加坡并列為「亞洲四小龍」。1980年代后期，臺灣面臨土地價格上漲；環保意識抬頭；治安形勢惡化；勞工意識勃興等一系列不利于投資的因素。政府于是再次推動經濟轉型。1980年（民國六十九年），政府成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大力鼓勵內外廠商投資積體電路、電腦等高科技產業，希望以耗能少；污染低；附加值高的技術密集型科技產業取代傳統產業。臺灣經濟日漸自由化國際化，并在2001年以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的名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入世貿后，臺灣國內的市場持續開放，大量外來產品沖擊了國內產品，以農產品和民生工業為甚。同時為降低生產成本，大量企業外移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地區，造成產業空洞化的現象。經濟自由化也造成國內金融業競爭激烈，引發潛在金融風險等問題。為應對這些問題，臺灣政府先后有不同的措施，在李登輝時期要將臺灣建設為亞太營運中心；民進黨政府時期則提出發展生化產業，但前景如何仍未可知。如何提升自身生產力，經濟更趨多元化與提高科學研發能力，讓企業「根留臺灣」，均是臺灣經濟在未來要面臨的課題。 [编辑] 社會的變遷國民政府接管臺灣之初，致力消除日本殖民教育的痕跡與影響，推動以中華文化為本位的教育政策。國府遷臺后，頒布《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和一系列法令，在日常教學中大力灌輸反共思想與中華傳統文化，并推行髮禁等一些列規范學生日常行為的措施。1968年，也就是民國五十七學年度，政府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該計劃對臺灣的社會具有跨時代的重要意義，伴隨著更多人進入國民中學接受教育，勞動者的素質得到有效提升。解嚴之後，教育政策日益寬鬆，校園風氣日益自由自主；教科書由過去的一綱一本變為一綱多本；各縣市可自立高中大學；入學管道也多元化；九年一貫亦開始推行。在教學內容上，加強鄉土教育的教學比例與在地語言的教學，出現了閩南語、客家話和南島語族語言的教育。但由於九年一貫之綱要文句太含糊，內容乃分階段而非分學年或學期，肇使各版學科教科書內容差異大（特別是社會科），因此近數年來有部分縣市要求恢復一綱一本，或透過各種名目，企圖實行實際上(de facto)之縣市內一綱一本。同時，推動十二年國教也成為了教育界的焦點[5]。 伴隨經濟的發展，臺灣由農業社會轉為工業社會，生活形態發生了重大轉變。在1970年代，臺灣省主席謝東閔提倡「客廳即工廠」，成為一道奇觀。大量的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導致各都會人口激增，形成了大臺北地區等都會圈。隨著人口的流動，家庭結構也隨之變化，小家庭結構成為社會的絕對主流，從而使老人安養與幼兒托教成為社會問題。伴隨著醫療條件的改善，臺灣人的平均壽命不斷延長，人口成長已由高生育率，低死亡率轉變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1951年（民國四十年），臺灣男性平均壽命為53歲，女性為57歲。2004年（民國九十三年），男性平均壽命增加為73.6歲，女性增加為79.4歲。1981年（民國七十年），全年臺灣新生人口數量為四十一萬四千人，每一婦女平均生育2.46個子女。到2004年（民國九十三年），全年臺灣新生人口數量下降到廿萬六千人，每一婦女平均生育子女僅1.18人。臺灣已經成為高齡化、少子化社會。 解嚴之前，臺灣人的結社、游行、言論、出版、新聞自由都沒有保障，加上片面重視經濟效益，底層人民的權益卻橫遭剝奪，維權意識與社會發展都不健全。1970年代后，伴隨著教育的普及與中產階級的興起，自主意識開始抬頭。1980年（民國九十六年），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成立，標志著消費者維權意識的興起。1980年代，隨著民主運動的蓬勃展開，街頭抗爭也成為臺灣社會的常見現象。著名的如五一九綠色運動、三月學運、鹿港居民反杜邦設廠事件、五二〇農運、無殼蝸牛運動等。各個少數組群亦注意維護自己的權益，如臺灣原住民族權力促進會發起的「還我姓名」「還我土地」等訴求；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成功實現開放赴大陸探親的政治訴求；客家權益促進會發起的「還我母語」運動等。男女權益的平等亦獲得社會的重視，在立法院已有女性保障名額，女性的地位顯著提升。同志團體亦時有游行示威來要求自己的權利。立法院陸續通過勞基法等法令，勞工地位得到保障。1995年（民國八十四年），全民健保正式實施。福利制度的完善已初見端倪。近年來，大量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婦女來到臺灣，形成了「外籍配偶」族群，亦產生了一些社會適應的問題。而近年的樂生療養院等事件，體現出臺灣的人權保證之處仍有欠缺所在。 [编辑] 多元的文化國府遷臺早期，大力推行「去日本化」，強力推行國語教育，並更改街道名稱，以灌輸臺灣人對中國的認同和對領袖的崇拜。戒嚴時期，政府以官方力量推動文化發展，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文化呈現反共、傳統、一元的特質，只有少量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滲入臺灣。而在1970年代後，伴隨著經濟的起飛，本土文化日漸興起，外國思想湧入臺灣，臺灣的文化趨向多元。如今，臺灣文化融中華、南島、日本和歐美等各種要素于一身，成為文化多樣共存的一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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