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家謀

劉家謀，是中國清朝官員，於1850年上任台灣府儒學訓導，隸屬於台灣道台灣府，為台灣清治時期的地方官員，該官職主要從事台灣府境內之教育行政部分，受台灣府儒學教授制約，該官職亦通常為閩籍，語言可與台灣人互作溝通，事實上，教學上也以閩語為主，官話為輔。

由《觀海集》我們可以看到劉家謀不但能突破既有的時空限制，調適自己的心靈，而且能夠奮發有為留下有用的《海音詩》采風作品，成為寶貴的歷史文獻。在他克服自己心理障礙的歷程，他有效的善用和朋友之間的情誼，使自己在逆境當中得以安身立命，不為環境所限泥。但在《觀海集》他也曾感嘆：

「海外親朋少，回憶亦傷神。」（卷二〈送陳晴江遇清表叔歸里〉）

「鄉心寥落宦情艱」（卷二〈送林衡麓心鑑同年內渡〉）。

即使是送別友人或是與哀悼故人都仍充滿許多無奈與辛酸（註十二），不過，由《觀海集》的三、四卷可以發現他在臺灣的第三、四年已能逐漸調適自己的心靈，並且也能發現臺灣風土之美，觀「天涯相惜汝偏深」（卷三〈口號贈韋鏡秋國樑秀才〉），「相逢可惜十年遲」（卷四〈口號贈王廉卿修業〉），這兩首詩均深刻地表現朋友之間的相知相惜，朋友之間的情誼對劉家謀心靈的安頓應當很有助益，這較之他早先「海外親朋少」的感嘆的確有很大的不同。

卷四〈韋恕齋廷芳明經招飲家園菊有花矣〉與朋友共同賞花，亦異於早先的孤芳自賞，所謂「今日始逢開口『笑』」的情境亦是以往少見的場面（卷四〈九日風雨吳雪堂尚霖招飲宜秋館〉），至於：

「海天對酒且陶然」（卷四〈養林永恬春瀾樓書以誌感〉）。

「宦久漸知人意好，飲多不覺旅懷開。」（卷四〈長至日飲食鍾白德琨秀才家〉）

在這些詩句當中可以發現他迥異以往而流露出隨意而安的生命情調，而不再與臺灣的時空環境格格不入。由卷四〈赤嵌子夜歌〉，我們亦可以看到他已能平心靜氣去觀察臺灣月夜的風光特色，因此他才會發出贊語：「郎家唐山天，無此好明月。」至於，早先他感嘆日常當中不識臺灣語言的困擾（卷一〈海舶雜詩〉「鄉語侏漓聽不得」），到了後來也都有很大的改觀，由「蠻語漸隨俗，常得通音信，何須怨別離。」（卷四〈寄筠川弟〉八首）雖然臺灣對他來說仍算是客居，不過，一方面他已能直接與本地人溝通，那分生疏感減低之後，自然有助於自我心靈的調適，另一方面也能將日常所聽到的口語寫入作品當中，更加深化采風的效果。

透過典籍的閱讀對智識的提昇很有助益，由卷四〈從周光邰借書讀綴此歸之〉亦可見其一端（「病臥秋風滄上，一癡猶喜借書。」）；而詩文的研讀也可以擴展既有的視野與胸襟，卷三〈讀本事詞雜感〉「早識心安便是鄉」，詩句裡所謂的「鄉」已不再拘泥有形的「故鄉」，而是直指心靈平安之「鄉」，可見其心靈的調適亦擴大了故鄉的概念。

我們也要特別再提到卷四〈寄筠川弟〉八首，先前已提過此組詩反映他對臺灣語言的逐漸熟諳，而且他創作《海音詩》的用意是為了「猶足見輿情」，以免「空桑留宿意」，雖然，對劉家謀而言他依然是臺灣的「過客」，但他已不再怨嘆仕途的無常，也不願只留下生命的空白（註十四），他忠於自己的生命，努力搜集文獻資料，並結合在臺的所見所聞，創作《海音詩》為我們留下一份擲地有聲的風土文獻，而由《觀海集》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力求上游的可貴精神，這是上承郁永河《裨海紀游》、孫元衡《赤嵌集》、夏之芳《臺灣雜詠》、張湄《瀛壖百詠》、朱士玠《瀛涯漁唱》以來實是求是的采風傳統（註十五），並且延續這種積極入世的精神，對清代咸豐光緒的鄉土采風產生一定的正面影響。

經由對《觀海集》及《海音詩》相互的解讀，讓我們更清楚了解劉家謀的為人。在那紛亂的時局當中，他能不隨波逐流，不論是有形的文獻采風，或是無形的奮鬥精神，他的諸種努力已為我們留下很好的風範，所謂「典型在夙昔」，或許也可以用來形容劉家謀吧！在一片注重鄉土文獻的今日，面對本土化的諸種呼籲，他在語言、風土所下的努力，由挫折困頓到心靈提昇，劉家謀也是一個足供我們參考、注意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