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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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文獻記載且較為可信的歷史大約有四百年之久。但在文獻記載之前，台灣就已有人類活動。臺灣迄今為止最早的人類化石是在臺南縣左鎮鄉發現的，考古學家認為，左鎮人是在3萬年前從歐亞大陸遷來到臺灣，屬於舊石器時代。在台灣原住民的傳說中，有一些故事描述可能是關於矮黑人（尼格利陀人），但是目前並沒有考古證據。台灣是南島語系民族分布的最北端[1]。 台灣介處中國大陸、日本、東南亞間的特殊地理位置，而成為各國船隻的停泊與貨物轉運站。在17世紀上半葉，荷蘭及西班牙分別佔領臺灣西南部及西北部進行殖民統治。後來荷蘭人將西班牙人趕走，統治台灣西部。1661年4月，鄭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討大將軍的名義，率兩萬五千名將士及數百艘戰艦，由金門進軍臺灣，經過激烈戰鬥，1662年2月，荷蘭簽約投降，臺灣進入鄭氏王朝時期。在此期間漢人開始大量移入台灣，逐漸成為台灣主要構成人口。1683年，鄭氏後人歸順清政府，臺灣進入清治時期。 1895年，由於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和《馬關條約》的簽訂，台灣割让給日本，成為大日本帝國的一部分。日本人征服居住於東部和中央山脈的原住民，成為第一個有效統治全島的政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戰敗，台灣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接收，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退出中國大陸後，台灣與澎湖、金門、馬祖成為中華民國政府僅存的實際統治地區。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時宣稱臺灣為其領土的一部分，從此臺灣的主權成為一個具爭論性的問題。 [编辑] 早期臺灣
就地質學上來說，距離現今三百萬至一萬年的更新世冰河期期間，台灣曾數次與大陸本土相連，當兩地相連時，大陸的生物及古代人類可能來到台灣定居。目前台灣已知最早的人類，是在而台南縣左鎮一帶挖掘出的原始人類骨骸，被稱作左鎮人。然而在左鎮地區並沒有相對應的文化存在。 而根據考古遺址的發掘，台灣在舊石器時代晚期（50,000年前-10,000年前），就已經開始有人類居住。以現有的證據而言，目前台灣最早的文化為長濱文化（以台東縣長濱鄉的八仙洞遺址最具代表性），挖出了大量的粗製石器及骨角器。雖然長濱文化與中國南方的文化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然而以目前的考古學證據而言，尚不能確定台灣的舊石器時代文化是哪一種族群的人類所留下的。 台灣地區新石器時代及金屬器時代的文化與舊石器時代文化關聯性不高，較著名者有台北縣八里鄉的大坌坑文化及十三行文化、台北盆地的圓山文化及植物園文化、台東縣的卑南文化等遺址，其中部分遺址中曾出土來自中國大陸的錢幣等物品，說明部分文化可能與台灣以外地區有所接觸。目前我們已能夠確定，新石器時代（始於紀元前5,000年）以來的史前文化，是台灣南島語系民族的遺留。也就是說，在原住民定居於台灣以前，可能還有別的族群曾經在此定居過。 日本學者移川子之藏曾表示：「今日在台灣被視為原住民的諸民族之間，不乏證明存在更早期先住民族的口頭傳承。自史前時代起，在本島即有近20種的先住民族」。此外，也有部分文化可能是今日原住民的祖先，例如十三行文化人可能是凱達格蘭族的祖先，不過目前的考古證據還不能完全確定台灣原住民與新石器時代文化間的一一對應關係。 台灣的原住民族呈現多元而複雜的情況，中華民國官方認定的原住民原為泰雅族、賽夏族、卑南族、阿美族、排灣族、布農族、鄒族、魯凱族、達悟族等九族。21世紀後，又新認定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四族，他們今日多居住在山地與東海岸縱谷，其文化特色至今大抵尚清晰可辨。 除了官方認定的原住民外，台灣尚有遭漢化已幾乎不存的平埔族。曾為全台灣最主要族群的該族群，大致上則可分成十族：凱達格蘭族、噶瑪蘭族、道卡斯族、巴則海族、巴布拉族、貓霧捒族、洪雅族、邵族、西拉雅族，以及猴猴族。台灣原住民並沒有文字，因此我們只能由古籍記載及考古證據來推斷原住民的早期歷史，其中重要的歷史文獻包括《東番記》、《蕭壠城記》等。 台灣與古代中國的接觸情況不明朗。在中國史書，包括《三國志·吳志》、《隋書·流求傳》及《文獻通考》中，有疑似台灣的記載出現。例如《隋書·流求傳》記載：「流求國在海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部分學者主張這是台灣與中國早期聯繫的證據[2]，不過一些學者主張並無法證明這些文獻中描述的就是台灣[3]，部分認為史書所記者是琉球群島[4]。目前所記者確定為台灣且較無爭議的最早文獻紀錄，是《元史·瑠求傳》。台灣在何時成為中國版圖也有爭論，目前多將臺灣海峽中的澎湖群島及臺灣本島分別論述：澎湖群島在元朝即曾設巡檢司，隸屬福建省泉州府；而台灣本島則在清朝首度正式納入中國版圖。 台湾在三国时称为流求,孙权曾三次派人去流求. [编辑] 荷西殖民統治時期
15、16世紀，歐洲國家對外擴張勢力，開闢往東亞的新航路，發現美洲新大陸，縮短了亞洲與歐洲的距離，世界從此進入大航海時代。在海權爭霸的國際環境下，台灣被迫走入歷史時期，進入近代的世界史。17世紀初，除了一些零星的琉球人、漢人、海盜遊走進出於台灣之外，西方重商主義國家也開始注意台灣。此時遠東海面已成為歐洲三國角逐的形勢︰租得明帝國之澳門的葡萄牙、殖民菲律賓呂宋島的西班牙、據有爪哇的荷蘭，在遠東海面展開商業和殖民的競爭。此時，各國對台灣的稱呼不盡相同。日本稱台灣為「高山國」、「高砂」，葡萄牙人則取名為福爾摩沙（葡萄牙語：Ilha Formosa），乃「美麗之島」之意[5]。 荷蘭人在遠東的商業目的，原以明帝國為重要對象，但因受制於葡萄牙人的競爭和明帝國的抵制，荷蘭人只好轉向澎湖，先後在1604年、1622年兩度進占澎湖[6]，但因澎湖為明朝領土，所以明政府亦兩度派兵驅離荷蘭人。1604年沈有容成功趕走荷蘭人，但在1623年則，歷經8個月不分勝負，終而議和。在議和訂約中，明政府要求荷蘭退出澎湖，如果退出澎湖，去占領對面的「化外之島」台灣，明政府則無異議，經此議和，荷蘭人遂在1624年進入南台灣，建「奧倫治城」，後又改建為「熱蘭遮城」。1656年建「普羅民遮城」[7]。 
荷蘭人侵入台灣的第三年（1626年），西班牙也自馬尼拉派兵占領台灣北部，先後佔據雞籠（今基隆）、滬尾一帶，並建造了「聖多明哥城」，與南部的荷蘭人展開殖民與商業競爭，不過情況不甚佳。此外，西班牙統治者在金山、三貂角（San Diego）等地都建有天主教教堂，試圖向原住民傳教。西班牙神父也對原住民語言作了一些研究，著有《台灣島淡水語詞彙》（西班牙文：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en la Isla Hermosa）。1642年荷蘭人趕走了西班牙人，佔領了二城[8]。 荷蘭統治台灣前後共約38年。其極盛時（1650年）的統治範圍包括嘉南平原為主的地區，北部的西班牙殖民地二城和以及今台東沿海一帶。荷蘭人對原住民采取安撫、鎮壓、教化兼施的方式治理，採行「地方會議」（Landdag）制，從各村選出長老，每年集會以宣導荷蘭當局時政措施，地方會議分北路、南路、淡水和卑南四區，長老須向荷蘭當局宣誓效忠，擁有荷蘭當局授予的藤杖后在社內行使司法權。荷蘭人還廣泛宣傳新教，在傳教同時推廣文教工作，新港文是為其範例之一。當時，移居臺灣的漢人也已有一定數量，也有部分漢人被招募來台開墾。漢人在很多方面扮演輔助荷蘭人統治的角色，包括擔任「社商」（包稅商）等，但由於賦稅沉重、人民無土地所有權[9]，台灣人民對荷蘭統治者時有不滿；在1652年，因甘蔗減產與人頭稅加重，而爆發了郭懷一事件。此外，1635年與1636年也分別發生麻豆溪事件與蕭瓏事件兩次大型的原住民反抗活動。 經濟方面，荷蘭人引進了許多新物種，包括豌豆、蕃茄等等，同時也引進了黃牛。當時荷蘭人所使用的土地面積單位「摩爾亨」（Morgen），相當於「甲」，一直沿用至今[10]。此外，荷蘭人在台灣發展貿易，並以台灣作為轉口站，台灣成為明帝國、日本、南洋、歐洲等地的貨物集散中心。此時的台灣已躍入以出口貿易為導向的海洋貿易體系，有別於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式小農經濟。不過，荷蘭人在台灣的統治畢竟是剝削式的殖民統治，1650年左右，荷屬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的每年淨收入約40萬荷幣（約4噸黃金）。 [编辑] 鄭氏王朝時期
1644年，來自滿洲的清兵攻佔了北京，明朝部分遺臣在中國南方，先後擁立幾位宗室為王，組織流亡政府，繼續抗清，鄭成功就是當時抗清的一股強大勢力。鄭氏於1658年至1659年出兵南京失敗後，決定轉進其父親鄭芝龍和顏思齊等人曾經經營過的台灣。1661年，鄭成功率軍25,000人先抵澎湖，然後轉進台灣，迅速登陸，展開對荷蘭人之熱蘭遮城的進攻，終於在翌年攻下熱蘭遮城，順利將荷蘭人驅逐出台灣，建立了台灣歷史上第一個漢人政權[11]。 有學者將鄭成功攻台之役形容為「人類有史以來一場空前的大規模跨海登陸作戰，也是決定台灣爾後四百年命運的戰爭」[12]。 鄭成功據台後，改台灣為東都，設承天府，以新港溪（今鹽水溪）為界，北路為天興縣（縣治在今臺南縣佳里鎮）、南路為萬年縣（縣治在今臺南縣仁德鄉）。由於島內糧食不足，鄭軍各營各鎮部隊，分批在嘉南、 高屏平原上屯田開墾，故該地區留下帶有「營」、「鎮」、「勁」、「協」等稱號的地名（例如：左營、前鎮、柳營等），延用至今。 鄭成功在1662年，就以39歲的英年過世，之後由他的兒子鄭經接替其位置。鄭經將所有留守廈門的殘存勢力撤到台灣。鄭經改東都為東寧，天興、萬年二縣為州，自稱東寧建國，國際稱呼他為「The King of Tyawan」，鄭經儼然獨立建國之王[11]。 
在參軍陳永華的輔佐下，鄭經經營與英國、日本及東南亞的貿易，以取得武器彈藥的補給。主要的出口品是糖。英國東印度公司也一度在台設立商館，但經營並不理想。此外，鄭氏政權也有計劃的在臺灣植入漢文化，鄭經在陳永華的建議下，于1656年在臺南建孔廟，設學校，是為「全臺首學」。沈光文則成立了臺灣最早的詩社「東吟社」[13]。 在鄭經時期，鄭氏政權曾經和清廷五度談判，但鄭經堅持比照朝鮮事例辦理、不剃髮、世守臺灣、稱臣納供等四個條件，清廷不允，最終談判沒有結果。1674年，耿精忠、尚可喜、吳三桂等三藩反清。鄭經率兵攻打福建，奪下漳、泉、湖、惠數府。至1680年，鄭經海戰失利，盡棄福建、撤回台灣[14]。翌年，鄭經去世，東寧王國發生政變，監國鄭克臧遇害，馮錫範立其弟克塽，國政日壞，人心渙散。1683年，清將施琅率軍攻台，鄭克塽向清朝投降，結束鄭氏三代在臺23年的統治[15]。 [编辑] 清朝治理時期
[编辑] 早期的消極政策清雖領有台灣，但剛開始對台灣卻沒有強烈的領土野心。清廷認為「台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倒不如「徙其人而空其地」，因此有意放棄台灣，後因率兵攻台的施琅力爭，才勉強將台灣留下，併入清之版圖[16]。清朝領台初期，設一府三縣，即台灣府、諸羅縣、台灣縣、鳳山縣，隸屬於福建省。但是，自從朱一貴事件后，清廷于1723年（雍正元年）在諸羅縣北部增設淡水廳與彰化縣。1727年（雍正五年），又增設澎湖廳。1812年（嘉慶十七年），在宜蘭地區增設噶瑪蘭廳。清治理台灣共計212年（1683年—1895年），盡管清廷最后并未放棄臺灣，但早期對臺灣仍然采取為「為防臺而治臺」的消極態度，規定駐臺官吏任滿三年，立刻調職，官吏不得攜家帶眷；駐軍采班兵制[17]，三年輪調換班，家眷不得隨軍來臺。可見清廷對台灣極不放心，視台灣為危險之地，嚴禁閩粵人無照移民台灣，且不準攜帶家眷；但閩粵人民因山多田少，資源有限，乃不斷湧入。他們或正式持有墾照入台，或買通船頭偷渡，皆不計九死一生，甘冒「黑水溝」波濤之險，進入台灣，台灣乃成為閩粵移民的新天地。禁渡措施對臺灣的社會產生巨大影響，不少已經定居在臺灣的漢人被迫返回原籍；同時由於禁帶家眷，導致臺灣男女人口比例失衡，因此不少漢人男子娶平埔族女子為妻，造成平埔族人口減少；并致產生童養媳等問題。大量無業的單身男子（被稱作羅漢腳）游手好閑，亦使社會治安敗壞。直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后，沈葆楨才奏請解除該禁令[18]。 定居來臺的漢人，著重於土地開墾和水利建設。土地開發的區域呈現為「由南而北，先西后東」的順序。今日臺灣尚有大量帶有「股」「份」「結」的地名（例如：五股、五結等），顯示當時已有墾戶股份或結首制的形式來開發土地。為了提高農作物收成，大量水利設施開始興修，著名的如八堡圳、瑠公圳、曹公圳等[19]。農業生產的主要作物則以稻米和甘蔗為主。同時，經濟的發展伴隨了港口與商貿的興起，隨著貿易量的發展，在臺灣府城之后，又有鹿港、艋舺等口岸發展興起，有所謂的「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說法。 由於台灣吏治不良，官逼民反，在清朝統治台灣的這兩百多年，台灣民變迭起。班兵制度三年輪調，擾民侵民；清之政策又無法配合台灣移墾社會的發展，台灣民眾乃因之起而反抗，發生民變，較大規模者有70多次。「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俗諺乃形容清領二百多年，台灣社會動亂的頻繁情況[20]。其中最著名的反抗清政府的民變有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和戴潮春事件等。除了對清朝統治反抗的民變之外，各族群內部也經常發生分類械鬥，其中既有不同族群間的（如頂下郊拼、閩粵械鬥、漳泉械鬥）、不同姓氏間的（如同治年間竹塹北門的蘇黃二姓械鬥）、職業團體間的械鬥和因商業利益而起的械鬥等[21]。 清廷將原住民分為「生番」（以高山族為主）和「熟番」（以平埔族為主）兩類，其中清廷對生番採取封山隔絕政策，劃定「土牛溝」為界，嚴禁漢人越山開墾，而熟番和漢人之間常因土地問題衝突，不少平埔族的土地被漢人用欺騙或搶占等方式占有。部分平埔族因此開始進行大遷徙，有的進入蘭陽平原；有的進入埔里盆地，還有的進入東部山區，也有很多則日益漢化。 [编辑] 近代化與外國勢力的再進入清廷對台灣的消極態度一直要到19世紀中葉才有了改變。然而，造成這種改變的原因卻不是源於清廷內部，而是由於國際環境的改變。鴉片戰爭（1840年-1842年）以後，歐洲殖民主義勢力怒濤似地衝擊著中國大陸和台灣。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廷同意開放臺灣（今安平港）和淡水兩港口通商，不久又開放了打狗（今高雄）和雞籠（今基隆）二港。此后，臺灣的對外貿易相當熱絡，臺灣盛產的茶葉、蔗糖和樟腦大量出口，這增加了就業機會與政府稅收，一些新的城市也紛紛興起；同時也產生原住民東移、客家人地位上升、買辦興起與水土環境被破壞等社會影響。 西方文化伴隨著臺灣開港再次傳入臺灣。在西方各教派中，以基督教長老教會影響為最大，著名的來臺傳教士有馬雅各、馬偕、甘為霖、巴克禮[22]等。同時，各國的勢力也紛紛侵入臺灣，1867年（同治六年），發生了羅妹號事件，十數名美國船員在恒春一帶被原住民殺害。最后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與恒春半島十八社首領簽訂了《船難救助條約》，這等於否定了清廷在番地的管轄權，為其後日本侵略臺灣提供藉口。1871年，五十四名琉球漁民因颱風而漂流到恒春半島，被原住民所殺。日本派代表要求清廷處理，清廷以「生番係我化外之民」[23]為由拒絕，結果在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本派兵攻打臺灣南部牡丹社的原住民，是為牡丹社事件。之後清廷照會日本，要求日本撤軍，並承認日本此行動乃「保民義舉」，等於斷送對琉球的宗主權。同時自此以後，為因應國際局勢的變化，清廷於是甩掉190多年來的消極政策，積極擬定經營整個臺灣的方針。1884年十月，中法戰爭中，法國海軍將領孤拔也曾占領基隆，進攻淡水，並下令封鎖臺灣[24]。 1875年，沈葆楨以欽差大臣身份再度來臺，儘管他在臺灣僅停留不足一年，卻對臺灣近代化有所建樹。他推行開山撫番的政策，以下令開北、中、南三路通往后山，鼓勵漢人入山開墾，至此台灣東部才逐漸納入清的領土中，但在以武力開拓東部的過程中，也殘殺了不少原住民。此外廢除渡臺禁令，積極推動近代化建設，如機器采煤；在安平建新式炮臺億載金城等。沈葆楨數度奏請調整臺灣行政區劃。次年（光緒元年），增設臺北府、恒春縣、埔里社廳、嘉義縣、新竹縣、淡水縣、基隆廳，並改噶瑪蘭廳為宜蘭縣及增設卑南廳，全台至此共被分為二府八縣四廳[25]。之後經營臺灣的是福建巡撫丁日昌，他繼承了沈葆禎的現代化政策，修建了台灣最早的電線。1885年，清廷決定提升台灣的行政層級，將隸屬於福建將近兩百年的台灣獨立出來，改設為行省，並任劉銘傳為首任臺灣巡撫。伴隨臺灣建省，行政區劃再次調整，全臺從南到北分為臺南、臺灣和臺北三府；一臺東直隸州；淡水、新竹、苗栗、臺灣、彰化、云林、嘉義、安平、鳳山、恒春與宜蘭十一縣；基隆、澎湖和埔里社三廳。劉銘傳在台灣積極實施一連串的改革，於是，台灣在1891年有了中國第一條官辦客運鐵路（基隆—新竹），南北普設電報可通福州，同時也設立郵政與新式學堂，台北城的街頭亮起了路燈。在劉銘傳的積極治理下，臺灣成為當時滿清近代化程度最高的省份[26]。其后的臺灣巡撫邵友濂、唐景崧也繼承了其的政策方針，不過由於經費緊縮，建設步伐相對放緩。但是，台灣建省還不到十年，由於中日甲午戰爭（1894年-1895年）的失敗，清廷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和澎湖的主權割讓給了日本。 [编辑] 台灣民主國
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后，李鴻章代表清廷被迫割讓台灣給日本，並以台灣為「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之地來塘塞滿清政府，稱棄臺并不可惜。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決定，在台灣住民中引起了軒然大波，時稱「紳民奔走相告，聚哭于市」，希望清廷改變態度。1895年5月25日，臺民宣佈成立「台灣民主國」，推舉巡撫唐景崧為總統、劉永福為大將軍、丘逢甲為義勇軍統領。同時，民主國也制定藍地黃虎的「黃虎旗」為國旗、刻有「民主國寶印」文字的國璽、並建年號為「永清」。同時也並發表宣言，向各國通告建國宗旨，希望能藉此引發國際干涉，使台灣免於被割讓。[27] 未料，日軍在5月29日於基隆背後的澳底登陸，6月3日攻陷基隆。於是，台灣民主國政府的首腦們，包括唐景崧和丘逢甲，都爭先恐後地逃跑到中國大陸去了。6月下旬，餘眾又在台南擁立大將軍劉永福為民主國第二任總統，為籌措經費，劉曾經發行鈔票、郵票。有些學者將劉永福在台南所建的政權稱之為「台南共和（Tainan Republic）」[28]或「第二共和（Second Republic）」[29]。之後三個月，民主國和日軍發生不少規模不小的血戰。但到10月下旬，劉永福也棄守內渡中國大陸，日軍佔領台南，這個只存活184天的短命政權，終於完全劃下了句點[30]。 [编辑] 日本治理時期[编辑] 初期的統治與民眾的反應
臺灣民主國瓦解後，日本已基本控制全臺，但各地仍常有抗日事件。早期著名的抗日領袖有簡大獅、柯鐵、林少貓等，但到1902年就先後被鎮壓下去。之後的重要抗日事件有1907年發生的「北埔事件」、1912年的「林圯埔事件」，1913年的「東勢事件」與「苗栗事件」和1915年余清芳領導的「西來庵事件」。後期的抗日運動除了「西來庵事件」外普遍規模較小，且在密謀階段就被剿殺，此後漢人就不再有大規模的武裝抗日。 
1896年，日本公佈「六三法」，授權臺灣總督得頒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早期總督都是武官，權力極大，融行政、立法、司法、軍事權于一人。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這三任總督的任期都不長。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的任期長達八年，但實際治理台灣的是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後藤加強了台灣的保甲與警察制度，用嚴格的手段對付抗日活動。醫師出身的後藤新平自命以生物學的原理治理殖民地，其著名的治台三策，認為台灣人的弱點是「貪財、怕死、好面子」，所以同時採用高壓與懷柔的兩面手法，將台灣的游擊活動完全彌平。并派大量警察監視人民的舉動，1922年時，平均每547名臺灣人中就有一人是警察。不過，日人在台灣建立了詳細的戶政與地政檔案；統一了度量衡；設立臺灣銀行以與日本統一幣制；大興電信事業，至1919年，全臺已有7146支電話與六條電報線；1908年完成了從基隆到高雄的鐵路，并加緊修筑基隆與高雄兩港；推動「綠色革命」，使臺灣成為「米糖王國」。而在文化上，則施行同化懷柔的策略，對臺灣人教授日語，并實行日本人、漢人和原住民三種不同的教育體系。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在任時開始對原住民施行理蕃政策，以使其順應接受日本的統治。社會方面，總督府致力廢除「三惡」，即阿片、纏足與辮髮。同時加強衛生體制，改造下水道并進行捕鼠工作。改農曆為公曆，在街頭放置時鐘，培養臺灣人的守時觀念。推行市區改正計劃，對後來臺灣城市的營建影響深遠。 [编辑] 文官總督時期與臺灣的發展
伴隨著民族自決的風潮與日本進入「大正民主」時代，1919年後，台灣總督可由文官擔任，軍權另設台灣軍司令官掌管，治理台灣的策略也改為同化政策。臺灣在許多方面與日本逐漸接軌。1922年，「臺灣教育令」通過，臺灣實行與日本相同的學制。1921年，日本國會通過「法三號」，修正部分六三法的內容，臺灣開始通用日本的民法、刑法與商法。1920年，全臺行政區劃改為州廳、郡市與街莊三級制，并推行有限的地方自治。在經濟上，臺灣陸續完成了數個大中型基礎設施建設，如桃園大圳、嘉南大圳、日月潭水力發電所等。米糖產業也進一步發展，特別是蓬萊米的研發成功大大提高的稻米產量[31]。 日治中期，臺灣社會受到各種新思想的啟迪，民智已開，一些留日人士大力推行政治、社會文化運動，力求平等待遇。1914年，林獻堂奔走成立台灣同化會[32]，追求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地位平等，但成立不久即被勒令解散。1920年1月，留日臺灣青年在東京發起新民會，推舉林獻堂為會長，主張改革臺灣政治體制[33]。并有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社會政治運動的展開，要求臺灣自治[34]。1921年，蔣渭水等人在台北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藉著對台灣文化活動的關心，增進台灣人的知識以及對政治關心，以求喚醒台灣人的覺醒，啟蒙台灣人的意識，尤其想要喚起台灣人對日本殖民統治政策的批判。蔣渭水於1927年7月10日成立台灣民眾黨，台灣第一個政黨宣告誕生[35]。總督府終於在1935年和1939年在臺灣舉行州會議員和市會議員的選舉，這是臺灣人首次擁有選舉權。同時，農工運動也蓬勃展開，簡吉成立了臺灣農民組合[36]，是日治時期臺灣最大的農運團體。1928年，蔣渭水指導成立臺灣工友總聯盟，發動勞工罷工以爭取權益；同年，臺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其主張臺灣獨立[37]，被總督府認定為非法團體。面對農工運動的蓬勃展開，臺灣總督府開始進行全面鎮壓。1929年2月12日，臺灣農民組合與臺共數千名成員被捕，是為二一二事件。1931年，臺灣民眾黨被查禁，附生於民眾黨的臺灣工友總聯盟也趨於式微。之後，臺灣地方自治聯盟也在1937年7月自動解散，日本治臺進入緊縮階段。 1930年10月27日，霧社地區原住民因不滿日本政府壓榨統治，在莫那魯道的帶領下，爆發「霧社事件」，砍殺了各地警察及霧杜公學校舉行秋季運動會的日本人一百三十六名，輕重傷百餘人。日方隨後進行武裝鎮壓，殺害霧社原住民近千人。時任臺灣總督石塚英藏等官員因此下臺。[38] 
隨著社會運動的展開加上西方文化與當時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臺灣的文學、美術、繪畫等方面開始走向與日本和中國大陸都不同的方向。臺灣新文學運動在1920年展開，領導者有黃朝琴等，他們主張使用白話文；認為文學的目的應是啟發民智。其中賴和被譽為「臺灣新文學之父」。1933年，臺灣作家與日本作家組建「臺灣文藝作家協會」，刊行中日文并用的《臺灣文學》雜誌。之后，又成立了完全由臺灣作家組成的「臺灣文藝聯盟」。這一時期令人矚目的畫家則有陳進、林玉山、郭雪湖、陳澄波和廖繼春等。雕塑藝術上以黃土水成就最大，他的代表作是「水牛群像」。著名的音樂家有江文也等。電影和廣播也在這時進入臺灣。 [编辑] 皇民化与南進基地
1936年，隨著中日關係的惡化，自第十七任總督小林躋造起，台灣總督復由軍方將領擔任。在這期间，日方推行對台灣人的「皇民化」、台灣產業的「工業化」、使台灣成為進出東南亞基地的「南進基地化」三大政策。在日治中期蓬勃開展的社會與文藝運動也逐漸停擺。 皇民化運動展開后，總督府大力推廣講日語，在各地設立國語（日語）講習所。并取消報紙中的漢文欄，廢止學校中的漢文課。1940年2月，總督府公布改姓名辦法，準許臺灣人改為日式姓名。最初臺灣人對此并不熱心，但后期在獎勵政策下，不少人改用日本姓名。同時，總督府大興日本神道，廣設神社，強迫學生參拜，同時壓抑民間信仰，裁并地方寺廟，這點引發不少臺灣人的反對。日本以「農業義勇團」等名義招募臺灣人從軍，人數達12萬人以上、同時前后對原住民進行八次動員，計有四千名左右的「高砂義勇隊」前往戰場。1942年，總督府實施志愿兵制度，總督府前后三次招募男子志愿軍，總數為一萬六千人。1945年1月，全面實施征兵制度。臺灣籍日本兵總計207183人，陣亡30304人。1941年4月，日本政府成立皇民奉公會，其與皇民化運動不同，是以皇民為口號達到戰爭動員的目的，但總的來說成效有限。 
1936年，總督府成立臺灣拓植株式會社，積極推動臺灣工業化，扮演「工業臺灣，農業南洋」的角色。1935年在高雄港成立煉鋁工廠。1937年，臺灣總督府推動第一次生產力擴充五年計劃，增設水力與火力發電所。珍珠港事變后，臺灣總督府又在1942年推行第一次生產力擴充五年計劃，力求臺灣工業自給。1939年，臺灣工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產值。 1944年10月起，美軍開始轟炸臺灣，大量官衙和工廠被炸，各項生產事業幾乎停頓，工業產量急劇減少。臺灣人在軍事管制、經濟統制金額消息封鎖下，自由全無保障。日本軍方控制了報紙、廣播等事業，戰爭真相消息全被禁絕，但是民間依然流言不斷，人心浮動。全臺各大城市都籠罩在戰爭的炮火下，人民經常需要「跑空襲」，生活節奏完全被打亂，不少都市居民被迫遷徙到鄉間。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0月25日，最后一任臺灣總督安藤利吉在台北公會堂簽署降約，日本在臺灣的統治宣告結束。 [编辑] 中華民國在臺灣[编辑] 政治的演变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並簽署《日本降書》，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何應欽接收台灣，而後設立與中國大陸省級行政體制不同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並由陳儀出任台灣行政長官。但因為陳儀等接管官員貪污嚴重，軍警紀律敗壞，陳儀本人大權獨攬，加上戰後經濟崩潰導致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和政府急於「去日本化」造成文化上的隔閡，以及部分新住民（外省人）相對於老住民（本省人）在社會地位上具高度優勢的不平等待遇，導致在1947年初，因查緝私煙所引發的警民衝突，「二二八事件」全面爆發。數星期後，國府派兵來台鎮壓，後續還有「清鄉」行動，許多與事件無關的各界菁英與百姓也被無故殺害，或逮捕之後不經審判而被監禁、處死或就此失蹤。此事件揭開了19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高壓的序幕，並埋下後來族群對立態勢與台灣獨立運動的種子。二二八事件后，國民政府調整臺灣地方政治制度，廢除臺灣省行政公署，改設臺灣省政府，由文人出身的魏道明任首屆省主席，縮小公營事業范圍。1949年（民國卅八年），陳誠就任臺灣省主席，改革幣制（舊臺幣以四萬比一的比率兌換新臺幣），實行三七五減租[39]，通貨膨脹形勢得到緩解。 
1949年，中國大陸易主，國民革命軍和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台灣，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新敗來台初期，一直揚言要反攻大陸，但缺乏美國的全力配合，只是有一些小規模戰役，直至金門炮戰雙方暫時停火後，反攻都未能實現。國民黨政府在台灣透過「戒嚴令」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法令，配合黨、政府、軍隊、特務的結合掌控，持續政治與社會上的強勢壓制，鞏固一黨專政、獨裁的體制，造成許多人因實際或是指稱的反對言論或行動，甚至無故被指為「匪諜」而受到非法迫害的案件（即白色恐怖）。 1950年起（民國卅九年），臺灣開始實行地方自治，縣級以下民意代表與行政首長及省議會由公民直選產生。1950年代起雷震等知識分子在《自由中國》雜誌上批評時政，要求民主。1960年（民國四十九年），雷震等人士籌組中國民主黨，但很快就被政府鎮壓[40]。在國民黨政府解除戒嚴之前，台灣的「黨外」團體一直透過私下發行的政論雜誌，醞釀對國民黨政府進行大規模抗爭，要求全面落實民主政治與言論自由。 1972年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后，实行“革新保台”路线。首先是组阁时积极起用李登辉等本省人，化解省籍矛盾，开始推行国民党的“本土化”。1979年5月，台湾当局解除了1978年发布的停止杂志登记的禁令，台湾国民党外人士掀起了创办杂志的热潮。康宁祥的《八十年代》和黄信介的《美丽岛》相继问世。《美丽岛》是党外第一份“机关报”，对国民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抨击，矛盾日益激化，终于酿成1979年12月的「美丽岛事件」，党外人士遭到大规模的逮捕。同月11日蒋经国首次正式提出要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解除戒严和开放党禁等民主化改革议题。同年9月，民主进步党宣告成立（因當時尚未解嚴，故仍为一非法组织）。1987年7月15日零时，台灣和澎湖地區解除戒嚴（不含金門、馬祖等外島）。随后，国民党当局开放党禁、报禁，同时决定放松国民党对社会的控制，取消大学里的国民党党部等。自此，台湾慢慢步入宪法框架下的政党竞争社会，确定了台湾朝向民主改革不可逆转的方向。几个月后，即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辭世。 經由「狂飆年代」中不斷的民眾運動，民主意識深植民心，民主政治在臺灣的推行速度也進一步加快。在國民大會代表超過四分之三絕對多數決下，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被廢止，總統李登輝宣佈自1991年5月1日零時起，結束施行長達44年的「動員戡亂時期」。李登輝继承蒋经国的民主化與本土化路线，陸續推動六次修憲，萬年國代在1991年宣告退職，並在1996年舉行首次正副總統公民直選。 
2000年3月18日總統大選，因為由國民黨分裂出來的另一組候選人分散了票源，最終由民進黨提名的陳水扁及呂秀蓮以些微票數之差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正、副總統。2004年，陳水扁及呂秀蓮在總統大選前一天，發生震驚中外的三一九槍擊案，隔天陳呂二人以些微領先票數當選連任，因此泛藍陣營就三一九槍擊案的真實性，及陳水扁當選的合法性提出質疑。 2005年，任務型國大通過憲法修正案，規定國會選舉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這有利于兩黨政治的形成[41]。2006年9月9日，因民進黨政府爆發多起弊案，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發起百萬人民倒扁運動，一度引發社會風潮，但對立政黨仍陷入「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政治僵局之中。 [编辑] 臺海兩岸關係與國際地位的變化
1943年底，《開羅宣言》發表，其中表示包括台灣在内的日本所佔據的中國所有領土要歸還予中華民國。該《宣言》並於1945年所發表的《波茨坦公告》重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盟軍統帥令在台日軍向中華民國政府投降。在台日本政府於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市中山堂向中華民國代表陳儀投降，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接管台灣。1951年，日本正式簽署《舊金山和約》，但因國共內戰中國情勢不明，《和約》未注明台灣主權歸屬。在1952年的《中日和約》第二條中，日本依據《舊金山和約》，重申了放棄對台灣、澎湖、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的主權。197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並單方面宣佈《中日和約》失效，同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簽訂了《中日聯合聲明》[42]。 在開放探親與解嚴之前，國民黨政府從早期的「反共抗俄」國策，演變成「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來對抗中共的統戰攻勢。1987年臺灣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後，兩岸關係曾有過一段「蜜月期」，1993年於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可謂最高點。但在「千島湖事件」、李登輝1995年訪美及台灣海峽飛彈危機一連串事件的影響下墜入低潮。其後雖有所回溫，不過在1999年李登輝發表「兩國論」後跌倒冰點，此後兩岸關係長期處於「政冷經熱」的狀態中。2005年中，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等政黨前后訪問中國大陸，引發兩岸政黨交流的熱潮，兩岸緊張的情勢有所緩解，但兩岸關係仍充滿不確定性。 關於台灣的政治地位，或曰兩岸是否走向統一，亦或是持續相互獨立狀態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國內及國際宣稱：「無論從歷史、政治還是國際法上，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並在統一無望以及某些其他前提下，不放棄以武力解決」。而主張台灣主權獨立的人士則認為：由美國、日本等國家所簽署的《舊金山和約》並未明白指出台灣的主權歸屬（此一說法稱為「台灣地位未定論」），而且台灣的未來走向應由全體台灣人民自主決定，不容許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武力威脅。1970年代中期前，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堅持自己為全中國唯一合法代表（即「漢賊不兩立」），其一直未放棄武力反攻大陸的夢想；自1970年代中期後，中華民國政府對中共口號演變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到1980年代中後期，臺灣政治日漸民主，加之冷戰結束這一背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演變為「民主自由統一中國」。 然在1999年7月9日，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記者專訪時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為兩個對等的國家（即「兩國論」或「特殊兩國論」）。2002年8月，陳水扁公開表示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是「一邊一國」，引發台灣各界、中國大陸及美國的不少爭議。2005年3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高票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確了「一個中國」的原則。部分台灣人民對此事感到不滿，在3月26日有超過100萬人走上臺北市街頭，參與了三二六護台灣大遊行，以表示強烈的不滿與抗議。台灣內部雖有統、獨兩派立場，但多數人的態度為維持現狀[43] 。 
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直到1970年代，都被認為是國際社會中中國的合法代表，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逐漸增加。1954年，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到1971年，聯合國即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之際（《第2758號決議案》），國民黨政府堅持「漢賊不兩立」，宣佈退出聯合國，此後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大幅度滑落；1979年，與美國斷交，更是對中華民國的外交處境造成嚴重衝擊。在1991年的亞洲銀行年會上，中華民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統治中國大陸地區的合法政府，不再將中共視為「叛亂團體」。近年來，中華民國政府多次試圖重新申請加入聯合國與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但在對岸的強力干涉下一直沒有成功。 [编辑] 經濟的成長戰後初期，臺灣物資缺乏，經濟蕭條，通貨膨脹嚴重。國府遷臺後，首先發展農業，實行包括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及公地放領等一系列扶植農業的政策。至1953年（民國四十二年），臺灣經濟已恢復到戰前水準。之後，政府奉行「以農養工」的政策，在日治時期的基礎、中國大陸來臺的資金人才與技術及美援等因素下，臺灣經濟逐步走向迅速成長。在1950年代時期，政府實行進口替代的政策，將農業所得支援工業部門，以農產品出口來換取外匯以進口工業機器，發展民生工業。並提高關稅，管制外匯，限制進口，以保護本土產業。到1960年代，臺灣的進口替代產業面臨國內市場飽和的問題，同時一些工業化國家的工廠面臨工資上漲等因素，因此紛紛搬遷到一些具工業基礎又勞工成本低廉的地區，臺灣的經濟政策遂改為出口擴張。1960年（民國四十九年），国民党政府通過《獎勵投資條例》，積極爭取外商在臺投資；1966年（民國五十五年），政府成立高雄出口加工區，這是亞洲第一個出口加工區，以擴大加工生產。臺灣以加工中繼站的角色，成為國際分工體系中的一環。1963年（民國五十二年），工業佔臺灣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超過農業。此后直到第一次石油危機為止，臺灣長期保持年均兩位數以上的經濟成長率。1971年（民國六十年），臺灣對外貿易出現順差，從此臺灣長期維持貿易出超的局面。 
1970年代初，臺灣因外交受挫；石油危機與基礎公共設施不足等因素影響，民間投資意愿降低，經濟成長受到沖擊。蒋经国政府因此調整經濟政策，改采「第二次進口替代」，推出「十大建設」等一系列大型公共投資計劃，國內投資環境因此大幅改善，也有效提振了就業，景氣強勁復甦，經濟成功實現轉型升級。臺灣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與香港、南韓和新加坡并列為「亞洲四小龍」。1980年代后期，臺灣面臨土地價格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