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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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清乾隆年间历经十年编纂而成，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所有的重要古籍，涵盖了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学术领域。
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其中也包括了《论语》、《春秋》、《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本草纲目》等其他经典著作，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来华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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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四库全书》的编纂
清乾隆38年（1773年）2月朝廷设立了“四库全书馆”，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永瑢负责，任命皇室郡主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开始编纂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学者也参与了编纂。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3600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3800人。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据统计，光是征收得的图书就达13501种。这些书筛选后按“著录书”及“存目书”分别收入，其中“存目书”不录全书，只摘部分内容，而“著录书”则经过整理、校勘、考证后，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写存入，誊写完成后，还要与原本反复校勘。最后收录的图书有3461种。
《四库全书》为了美观与便于识别，采用分色装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颜色的确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黄色。
乾隆49年（1784年）四套书陆续完成，全书共抄7部，分别贮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其中文渊阁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体也更工整。
乾隆52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一些书有诋毁清朝廷字句，因此下令重检《四库全书》，并最终删除《诸史同异录》等11部。但这11部书虽然从《四库全书》中删除，但是依然存在宫中，没有销毁，这11部书中的9部还流传到今天。
嘉庆八年（1803年）由纪昀主持进行了《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进一步完善《四库全书》。
[编辑] 《四库全书》的命运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中国历经动乱，《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圆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钞，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于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复后的文澜阁。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一次大规模修补，目前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因此《四库全书》今天只存4部，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后从沈阳故宫转运至兰州，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而残缺的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经中央有关部门协调，辽宁省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运至兰州，藏于山中。目前，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未定。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之缩印。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分别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版。
[编辑] 关于鲁迅对四库全书的评价
1930年代，鲁迅先生说过：“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病后杂谈之余》)这本来是极平实的论断，学术界中如果不是对“我大清”抱有特殊感情的，谁都同意。现在却有人说，过去的政治评价多“从现代的政治观、民族观来要求，这是以今律古，今天我们应该从文化价值、历史发展和学术价值等方面来研究和看待《四库全书》”，“为《四库全书》正名”。这真是奇谈怪论，匪夷所思。清统治者的“变乱旧式，删改原文”是破坏了原书的真实性、可靠性，给使用者造成了不便或误导，难道指出这一点就是“以古律今”？是不是从“文化价值历史发展和学术价值”方面来看这种“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就特别正确了呢？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密切相关的明代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篡改。我们不妨举些例子来说明问题。如大家都熟悉的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亦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一个半个挽雕弓”。最让人奇怪的是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被做惯了奴才的《四库》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的态度！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难道如此分析就是“以古律今”吗？如果我们要按照《四库》馆臣的改本去了解和认识宋词不正是会得到鲁迅所说的结果吗？我想面对着如此乱改的古书，读者是懂得应该如何对待它和如何评价它的价值的。
[编辑] 参考文献
- 对于编纂《四库全书》的全面评价：陈四益先生的《四库四记》（收于《丁酉四记》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