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
维库，知识与思想的自由文库
张謇（汉语拼音：Zhāng Jiǎn，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海门人。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
目录 |
[编辑] 生平
清穆宗同治三年（1864年）张父自辟家塾，延请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读其三子。
同治五年（1866年）因效祁先生病故，奉父命负笈往西亭，从效祁先生子宋琳先生读书，膳宿其家。
同治七年（1868年）由于祖上是三代没有功名的冷籍，科举规定“冷籍不得入试”，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宋琛安排与如皋东乡牟利镇的张駧相识，张謇冒用张駧侄孙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
同治八年（1869年）考中秀才后“冒籍案”发，自此连年缠讼，使张謇吃足了苦头，家道也转入困顿。通州知州孙云锦亲自调停，后江苏学政彭九余行文礼部方休。
同治十年（1871年）求学于举人赵菊泉先生门下，与周家禄同窗就读于师山学院。
同治十二年（1873年）礼部发文同意让张謇重填履历，销如皋控案而归通州原籍。
同治十三年（1874年）孙云锦调往江宁发审局任职，邀请张謇为幕同往江宁，时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正率军驻扎在浦口，吴长庆与孙云锦是世交，由此结识了吴长庆。
清德宗光绪二年（1876年）应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庆军幕任文书。
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袁世凯投奔吴长庆，吴长庆命袁在营读书，嘱张謇为其正制艺，令袁对张执弟子之礼。袁世凯在庆军中初时，不为吴所重，郁郁不得志，后张謇与朱铭盘商议，向吴长庆推荐袁世凯，袁才得以出头。此后张袁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
光绪八年（1882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命吴长庆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在朝期间，张謇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宝廷、邓承修等人还专折上奏，连慈禧太后都引起了关注。
光绪十年（1884年）吴长庆率正营奉调回国，朝鲜欲以“宾师”的待遇劝张謇留下，北洋大臣李鸿章、张树声和吴长庆三人联合上书推荐他在朝中任事，但他自觉功名未就坚辞不受，决计靠自己的努力博取前途。同年闰五月吴长庆病故，而张謇就此离开庆军，婉拒两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李鸿章礼聘入幕，回归故里，继续攻读应试，故有“南不拜张北不投李”之说。
光绪十二年（1886年）至十八年（1892年）应礼部屡试不中。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寿辰设恩科会试，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翁同龢向光绪帝引见时，特地介绍说： “张謇，江苏名士，且孝子也。”。
甲午战争失败后，张謇以翰林院修撰有弹劾大学士李鸿章疏，震骇一时。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张謇很快就成为后“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十二月，应张之洞之聘，出任江宁文正书院院长，兼安庆经古书院院长。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在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取《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字意，而陆润庠则在苏州办了苏纶纱厂，丁立瀛在镇江却无所作为。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英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恰在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原为商办的大生纱厂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经过数年的经营和挚友、通州大布商沈敬夫（字燮均）的鼎力相助，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外纱（今启东）久隆镇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
纱厂的兴盛依靠棉花，江淮之间产棉基础原是不错，但还是不能满足大生纱厂生产的需要。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謇办团练时，看到通州、海门二境交界的大片海滩，就曾动过兴垦之念，如今纱厂已成，为保证棉花供给，就着手搞垦植。为此，张謇求助于两江总督刘坤一，由他将《拟变通开垦海门荒滩奏略》呈报朝廷。不久，清廷批准了“奏略”，准许张謇“奉旨行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筹建“通海垦牧公司”围垦沿海荒滩并制订垦牧规划。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通海垦牧公司”正式成立，着手“招佃”拦海筑堤开垦荒地。通海垦牧公司重点营建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海复镇，镇上设有钟楼、工场、消防室、拘留所和各种杂货店铺。垦区佃农建屋，亦要求在指定地位成排成线。到处讲规矩，有标准。仅数年功夫，黄海滩头，俨然成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未过数年，收入大增，至1910年左右，每年可获净棉2万多担。继通海垦牧公司之后，张謇利用已取得的经验，大兴垦植之业，其后十数年中成立了二十多个盐垦公司，1914年，成立了大有晋公司，1918年成立了华成公司，1919年成立了大丰公司、大纲公司、阜余公司，1920年成立了中孚公司、遂济公司等。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后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七月九日通州师范学校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张謇大开才路，广求名师。他聘请学界名流王国维为国学、教育学教员，又聘日籍教师西谷虎二、木村忠法郎等担任伦理学、西洋史、教授法等课的讲师。学生皆从贡生、监生之中选取“性行端淑、文理素优”的人。他在师范建置内，附设了农科、蚕科、测绘科、土木工程科等项。在校河之西南，开设了农场，不久又建起附属小学。
张謇特别重视职业教育，将通州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仅张謇个人而言，从1902年到1926年25年间就为兴办各种教育事业注入资金257万元，创办通州各级各类学校合计330多所，并在宁沪等地先后参与或协助创办了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前身）、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前身）、吴淞商船学校等多所学校。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博物苑、气象台、图书馆、盲哑学校、更俗剧场、伶工学社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的新事物。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东渡日本进行70天的实地考察，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把通州建设成为他心中的“新新世界雏型”和“地方自治”示范区。除参观博览会外，还参观教育机构35处、农工商单位30处。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三月，清廷赏加张謇三品衔，并任命他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四月，替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起草了《拟请立宪奏稿》。早年在张謇随吴长庆离开朝鲜回国后，袁世凯投靠了李鸿章，这让当时失意而归的吴长庆更为难堪，不久即郁郁而终，张謇曾为此痛斥袁世凯并绝交多年。为了促使立宪运动的成功，寻求广泛的支持，张謇捐弃前嫌，与袁世凯重修旧好。袁世凯借机巧妙地将张謇逼上前台：“各国立宪之初，必有英绝领袖者作为学说，倡导国民。公夙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 。”清王朝的摇摇欲坠和革命潮流的高涨，促使张、袁捐弃前嫌，重新携手以应付危局。从此，北袁南张，一个在朝，一个在野，遥相呼应，纵横捭阖，在晚清政局中起了重要作用。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任江苏教育会会长，创建南通博物苑。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派亲信到上海，请张謇出面组成立宪团体，张謇与拥护清廷预备立宪的江、浙、闽的绅商名流，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岑春煊的幕僚郑孝胥被举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任副会长，张元济、夏曾佑、王清穆、雷奋、许鼎霖等都是会中的主要人物，邮传部侍郎沈云沛也与立宪公会有关系，袁世凯亦企图插手。因此，在立宪运动中，预备立宪公会具有领袖群伦的重要地位。加之张謇在政界、实业界早就卓有声望，因而无形中成为东南立宪派的领袖。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张謇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致函湖南宪政公会、湖北宪政筹备会、广东自治会及河南、直隶、山西、安徽、四川、贵州等省立宪派头面人物，商约齐集北京，恳请清政府速开国会。六月初，预备立宪公会会长郑孝胥、副会长张謇、汤寿潜等又两次发出请开国会电。六月二十四日，清政府批准了宪政编查馆拟定的《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章程颁布后，各省立宪派均忙于张罗咨议局议员选举活动，暂时把请开国会事搁置一边。
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各省咨议局先后建立，议长大多为各省绅商教育界较有声望的立宪派人士。八月，江苏咨议局正式成立，张謇当选为议长，随即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组成责任内阁。
清恭宗宣统二年（1910年）春，张謇召开江苏咨议局会议，决定再次请求速开国会。五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国会请愿。
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二十七日，至武汉，取得了湖北纱、布、麻、丝四厂的承租权。作为东南立宪派领袖为决定各省咨议局应采取的态度，决定由汉口北上进京。五月十一日（6月7日），车过河南彰德，顺道探访袁世凯。但对袁世凯的韬晦之计，张謇并没有看透，五月十二日张謇抵京，被任命为中央教育会会长。
武昌起义后因张謇在上海，故由三哥张詧出面成立通州军政府，宣布通州和平光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日张謇被任命为实业总长。政府新立，财政困难，急需军政各项费用。张謇作保为政府向三井洋行借得30万元，随后又以大生纱厂作抵押，向三井洋行再借50万。然新政府开支巨大，迫于无奈，孙中山、黄兴通过盛宣怀向日本正金财团出让汉冶萍公司50%的股权，以应付财政急需。张謇在上海得知消息后，立即致函孙中山加以劝阻，认为日本别有用心，盛宣怀尤不可信，抵押借款或让股权均有严重后果。此后临时政府秘书长奉孙中山之命向张謇作了说明，张謇不能曲谅此事，于2月12日正式辞去临时政府实业部长的职务。随后与章太炎等建立统一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相对抗，以拥立袁世凯。
1912年2月12日，由胡汉民推荐，张謇主稿《清逊位诏书》，袁世凯逼迫清帝逊位。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张謇为了让袁世凯尽快完成统一和建立行政秩序，以统一党和民社为基础，合并诸多政治团体，于5月初正式成立中华共和党，此后又将共和、民主两党合并，成立中国进步党。并将一切有影响、有号召力的革命党人尽可能网罗到北京，以减少不利因素。
在孙中山、黄兴相继入京后，经他们与袁世凯，黎元洪联合蹉商，发表了“八大纲领”，国内政治似乎出现了升平景象，民族工商业开始复苏。张謇以为统一与秩序已经指日可待，因此以全部精力在南通家乡经营企业，推广地方自治。
1913年7月，袁世凯提出由进步党的熊希龄组织内阁。10月6日由国会选出袁世凯为正式总统，10月张謇应邀前往北京，就任熊希龄主持的内阁，总掌农林、工商两部。同年，北洋政府在北平设立导淮局，次年改为全国水利局，由张謇兼任总裁。
1913年11月7日，张謇去拜见袁世凯，提出“维持国会”的建议，但袁世凯要的是建立专制独裁统治，是更加集中和扩大的权力。
1914年2月，熊希龄内阁被迫总辞职，张謇因导淮工程却没有随同其他人一起辞职。张謇劝告袁世凯说，“解散国会、改总统制、祀天用衮冕”等，将会诱发新的动乱，可是袁世凯于5月以后干脆撤销国务院，改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随后张謇率实业团访美，并参观旧金山博览会。
1915年1月，袁世凯授张謇等为中卿。5月9日，袁世凯就“二十一条”与日本进行无耻交易，张謇深表不满，正式辞去农商总长职务。时袁世凯称帝之声甚嚣尘上，筹安会想拉张謇参加，被断然拒绝。11月再辞水利局总裁，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一切联系，返回到南方，继续从事实业、教育、地方自治事业，并先后还请梁启超、杜威（美国）以及梅兰芳、欧阳予倩等前往南通演讲或演出。
1917年1月，由我国最早留学回国的农学家王舜臣、陈嵘、过探先发起组织的中华农学会，在上海教育会会堂召开成立大会（时张謇为上海教育会会长），公推张謇为名誉会长。
1912年至1921年的10年间，大生企业系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在1918年至1921年4年间，大生纱厂在海门常乐镇南扩建第三厂，并拟在四扬坝扩建第四厂，在天生港扩建第五厂，在东台扩建第六厂，在如皋扩建第七厂，在南通江家桥扩建第八厂，于吴淞扩建第九厂。
大生企业在欧战期间及以后几年中得到空前发展，1917年至1921年五年共获利560多万两。截至192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资本增加到360多万两，历年纯利累增总额共为1660余万两，同时着手兴办了金融业，扩充了航运业以及公共交通。到1927年时，南通的公路通车里程达到406公里，占江苏省的52.6%，约占全国的12.7%。此外还增设了一批大小不等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盐垦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他先后投资了70多个盐垦公司，南到长江口附近的吕泗场，北到海州以南的陈家港，包括南通、如皋、东台、盐城、阜宁、涟水等县，在濒临黄海的200余英里沿岸冲积平原上，公司林立，垦区遍布，占有土地总面积达455万亩，已垦面积70万亩，投资总额共2119万元。现今盐城的大丰、射阳两县既为当时大生资本集团的下属盐垦公司转化而来。
1920年前后，张謇的事业达到了顶峰，成为影响中国政局的重量级人物，被公认为“东南实业领袖”。他身兼南通实业、纺织、盐垦总管理处总理，大生纺织公司董事长，通海、新南、华新、新都盐垦公司董事长，大达轮船公司总理，南通电厂筹备主任，淮海实业银行董事长，交通银行总理，中国银行董事等职；大生资本集团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企业，1921年大生资本集团的全盛时期资本总额达2480余万两，成为长江三角洲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的综合性企业。
但随后情形急转直下。1921年淮河流域由于连续两月大雨，洪水泛滥，江苏受灾惨重，造成棉花价格上涨；袁世凯死后，军阀统治由表面统一转入公开混战，1922年爆发的直奉战争，造成大生主要产品关庄布失去了东北市场；同时由于大生历年盈余分配过巨，影响了扩大再生产资金的提留，而且欧战过后汇率变动，造成买入机器的成本大增，机器长期得不到更新；加上大生的投资面过广，大股东挪用巨额资金和无度的开支，造成了大生纱厂负债累累，资金枯竭，原料缺乏，生产几陷于停顿；特别是欧战结束后，日、美、英等国加紧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入资本，再次使民族工商业陷于凋敝，尤其是以日资纱厂为代表的外强卷土重来，使得大生资本集团很快由盛而衰。
1922年起，大生各纺织厂开始连年亏蚀，债务不断增加，一厂结亏为39万多两，负债总额达到1242万余两，二厂结亏为31万多两，负债总额也达352万两。从此大生资本集团迅速走上衰败破产的道路。特别是1924年大规模的江浙之战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火一直延烧到张謇赖以生存的长江口，对已处困境的大生资本集团无异是致命打击。
1925年大生资本集团的情况愈益恶化，当年7月，由上海方面的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组成债权人团全面接管大生企业，张謇被迫把将近30年苦心经营的全部企业交给债权人江浙财团接办。但是江浙财团也无法使这个老迈衰疲的大生纱厂起死回生，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和日本纱厂的排挤下，大生纱厂依然产销两困，通海地区的大生资本集团在军阀混战的情况下走向最后崩溃。
1929年胡适为张孝若所作《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的序言中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1953年12月，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张謇的侄子全国工商联代表张敬礼有幸与毛主席、周总理同席。席间，谈到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时，毛主席说：“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编辑] 杰出贡献
[编辑] 忧国忧民兴农劝农
步入南通博物苑，登楼回首，一幅大型的张謇荷锄图映入眼帘，上面画着健壮的男子，左手提起下垂的衣襟，右肩扛着一把锄头，头戴斗笠，两目炯炯注视着前方。上书《张季子荷锄图》，此画出于光绪庚子秋，四周填满了题跋，最触目的左上方是翁同龢写的，末句为“一水分南北，劳君独荷锄”，翁同龢，常熟人，力主维新，戊戌政变后，革职还乡。南通与常熟，只隔一条长江。题诗自有多种寓意，但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张謇最重视的还是农业，而且是躬亲实践的。
张謇一生经历着中国大变动的时代，自甲申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义和团、辛亥革命以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对于他这样一个出身农家，逐步达到高位的旧士大夫来说，既深知民间疾苦，又了解外侮日深，高层昏聩矛盾重重。他对洋务派李鸿章丧权辱国，曾向朝廷痛切陈词：“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50营，设机厂学堂67处。历时20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廷。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张季子九录、政闻）然而他无力挽回狂澜，便返乡兴农垦、办实业，但又为农村之凋敝，生民之贫困，焦虑万状。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在勘察了黄淮水患后，忧心如焚，在《请速治淮疏》上，竟然这样说：“外人查找灾状者，咸谓置无数可耕之良田为荒区，造无数可饱之农民为饿莩。环球万国，惟中国有之”。对“皇上”如此直言无忌，其忿可见。然而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张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直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与报国之志，随着形势的发展，他逐渐主张变法，继而呼吁立宪，最后力促共和。但辛亥革命之后，共和又使他大失所望，于是发出“政府顽固如此，社会腐败如彼”之叹，感到“国不亡而日演亡国之事”，然则“何以解人民之痛苦？他只得决心，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转引《张謇之村落主义》）。
张謇所“做”之事，一如他所“作”的文，条理万端，数量惊人。但其主导思想，可以归纳为兴农劝农。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在《请兴农会奏》中指出：“臣窃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有固然。”像这样强调农业农学的议论，在他的著述中，比比皆是。
1913年所作《农学通释序》中，具体提到：“謇家世务农，尝略涉农书矣。私独以为必经生学士之农，与田文野老之农合，而后学可致于业而发于政。”指明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意义。同时，他又针对当时知识分子断章取义，自恃清高，常引孔子“吾不如老农老圃”的话，贬低农业的倾向，加以批驳。然后表示：“宁谓天下不须稼哉？果不须稼，而能成礼义信之天下，则诗书所纪，固宜尽删之矣”。态度十分鲜明。
张謇晚年，倡村落主义。所谓村落主义，他自己说的是“自治其地方之谓也”。
梁启超到南通看了后则说“盖村落者国家雏形，国家者村落之集合体也，假使全国之人皆行其村落主义，则扩充之即可成一村落国家”。（《南通杂志》一卷二期）。实际上就是以发展农业教育为轴心的农村建设，如其中曾规定“学童概宜上学四年”等，比30年代晏阳初在定县办平民教育，梁漱溟在邹平搞乡村建设，不但时间要早，规模也要大。在南通，张謇还办了一系列的农业教育，分乙种农业学校、甲种农业学校和南通农科学院。1916年他在农校开学时讲了一番话解释他采用“勤苦俭朴”为校训的用心：“盖勤有在思虑者，有在肢体者。若农之为业，则兼思虑肢体而为用，而肢体之劳动尤多，是苦为勤之所表示也。有勤而不必尽苦者，未有苦而不出于勤苦者耶”。
[编辑] 兴修水利垦荒植棉
张謇既是一介寒儒，又出身田亩，深知农民疾苦，成名后亦未忘本。据说他当了状元郎，荣归乡里，到通海一带去勘察荒地水情时，不但不要鸣锣开道，连轿子也不坐，而乘农民的牛车。他一心向往干些实事，造福百姓。他说：“凡事不能通于齐民，不能无阻；凡利不能及于妇孺，不能大有功。”（张季子九录、实业录）
早年，他离开吴长庆幕僚还乡，曾提倡种桑养蚕，亲自到外地去采购桑苗，钻研养蚕之法，并试验种甜高粱制糖，而为群众寻找脱贫致富之道，虽曾一度在通海地区，增植桑树不下百万株，而使邻近的泰兴、如皋、靖江等县，也接踵兴起，但因苛捐杂税之扰，未能收到实效。
甲午战争失败，在救亡图存的危急之秋，他决心实业救国，筹划并建立了大生纱厂。由于当地原是棉区，用他的话来说，通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所织之布，质地亦佳，足以赶上东洋布。他定其商标曰“雪耻布”，寓意深长，雄心可见。但随着业务的发展，原棉供不应求。面对现实，他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事农，本末不备”，必须“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于是又转而大力开辟原棉生产基地。
在南通、海门两县的东海岸，有一片河流冲积的海滩，不下数万顷，百余年来荒废不治，成为“国之弃土”。过去，他办通海滨海渔团时，常到那一带巡视；后来郑州黄河决口，他也曾去查灾情、主持河工计划，并拟过《疏塞大纲》，对农田水利工程，有一定的基本知识。现在为了实践实业救国的宏愿，决心从事垦荒植棉的艰巨工作：在一望无际的海滩上建造农田，修筑长堤巨坝以御海潮台风的侵袭，还要开挖深沟亮渠排除地上盐碱，工程浩大，费用繁多，对此，他不是采用征收徭役的封建手段，而是引用西方资本主义集资的办法，在1901年成立了通海垦牧公司来兴办农业，在当时完全是一种新生事物。
根据工程规划，张謇按地形地貌，把全公司的土地分为8个区，每区都筑一条濒海大堤，作为外堤阻拦海潮入侵，另有通潮大港的沿岸堤为里提，内河沿岸堤为次里堤。除此三道防线，堤中又分格作堤，堤面叠实整平，可充交通大道。堤之外，还有2个港口，5条河流；堤之内，有干渠、支渠，渠道通过堤身下面的涵洞与出海河港相通，港口则有御潮防浪的节制闸。堤内土地又以东西向等距的横河，划分为若干排，每排自东至西又分成若干块，每块面积20亩，排呈长方形，从而使河网化与条田化同时完成。河、堤、路、桥四通八达。全部工程合乎科学，注重质量。不仅适合当时的人工操作，他还考虑到了来日的机械化，事实证明他当年的远见卓识，不愧为现代农业的先驱者。
当时，张謇还延聘了荷兰的水利工程师，引进了美国优良棉种，并采取一系列改造盐碱地的措施，发展养畜养鱼，提倡种植椿柏桕桐，严禁种植鸦片害民。总计自1901年开始，开垦荒地9万多亩，至1919年棉花产量达1万余担，总收入近20万元。
后来，也就是兴垦的第11年开始，盈利大增，1911年—1925年纯利达84万两（白银），几乎等于原始投资的3倍。棉花产量逐年提高，1925年总产达16130担，1923年粮棉总收入达32万元，亩均3.55元（《通海垦牧公司盈余分配情况表》）。
清朝后期我国水灾严重，特别是海上运输开通，津浦铁路建成之后，贯穿南北漕运的京杭运河日趋废置，苏北、皖北水患频循。当时张謇在治理通海水利的基础上，也曾向朝廷上书，大声疾呼治理淮河：“淮有畅流人海之路，湖有淤出可治之田，田有增赋，民有增产，大患尽去，大利顿兴”（《请速治淮疏》张季子九录、政闻）。
在具体做法上，他认为治淮必先行测量。1909年（宣统元年）他筹办了江淮水利公司，又在清江浦设立了测量局，调派通州师范学校测绘科的学生前往实地勘测，为导淮工程奠定了根基。
辛亥革命以后，他一度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并任导淮督办。对水利建设，特别是苏北的农田水利，曾有过宏伟的设想和建议。
[编辑] 总长农商革新农政
1913年原属维新派的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部长，张謇应邀总掌农林、工商两部。新任伊始，他发布了颇具特色的《就部任之通告》首先指出：”国家设官分职，有职然后有官。用人者为事务求人才，非为个人谋位置。”接着立即转入正题：“现查农林工商两部员司至400人之多，其学有专门，娴熟部务者固不乏人，而但有职名、无所事事者亦不少。苟国库充裕，藉此养才，亦足示承本之气象，无如民国肇造，祸乱未已，民穷财尽，上下嚣然……”为此，他大刀阔斧地采取了对策：“林属于农，工不能离开商业而独立”。于是合二为一，改成农商部，将原有的8个司并为3个司（农林、工商、渔牧）1个局（矿政局）。在人员去留方面，“有官而无事者存其官，而不必置其人；有事而人多者减其人，以适当其事。”随即以农商部第二号令，公布了选用原农林部63人，工商部63人，共126人。较原两部人员，裁减2／3。对未留用者分别予以安排，并鼓励他们“各出所学，自谋乡里”，对被留用者，严守纪律，“照常办事，毋得疏忽”。当时，鼎革未久，遗老遗少，亲属故旧，乃至特殊关系的人事纠纷，极其复杂。张謇能够冲破阻碍，整顿队伍，固然与他的才干和威望有关，但也可见其求实革新之毅力。事实证明，在他的农商总长任内，虽为时不过2年，确也做了一些实事。
在农业方面：强调种子工作，由于过去“墨守旧法”对选种、保种、传种改良，未有专门研究机构，不能“每年比较，留强汰劣”，以致佳种日趋退化败劣，产量自然不高。
1914年3月28日张謇向全国各省发出训令，征集良种，要求各县将水稻、大小麦等，每种采集一份，寄农商部，规定每份20根（粒），并填寄表格，详述谷类名称、原产地的土性气候、分布情况、播种期、收获期以及易罹病害、虫害等。同时，又向全国各省民政长官，发出调查征集植物病虫害的训令，他指出，我国农作物灾害，除水旱外“或病菌流传，或害虫肆虐，肇端纤维，种祸洪大，若不及时救治，危害甚过于旱潦”，训令之后，还有附件：《征集植物病害规则》、《征集植物害虫规则》以及标本制作规则与方法、包装寄运的要求等。
为了贯彻上述训令之执行，1915年年张謇又上报了《筹办棉糖林牧等场列表预算经费呈》首先阐明开办试验场的意义：“国用舒蹙，关乎经济，因时涵养，正自有方，若言财政者，但事取用而不及长养，则固有既穷，必至搜括。上愈搜括，下亦愈穷，久将并搜括而无所得。……长养者使下有可以自给，而后出其余以供上，上与下相处而安……长养则政府不能不有所支出。各国取民虽重，而施之于民者亦不轻，农工商业提倡教导保护，岁恒数百万或数千万，将欲取之，必姑予之”。不过从实际出发，张謇还是尽量缩小要求，仅准备先在各地开办棉、糖、林、牧试验场共11处。“酌盈虚剂，沟通预计，亦非30余万元不可”接着说明如何”酌盈虚剂”的措施。并随附经费预算，其中如棉业试验场之开办费，包括农化分析室、病虫害室、纺织加工机械以及图书仪器、农具、役畜等等。
张謇之所以要单独建立糖业试验场是由于“糖产消乏，制造不精，故外糖输入，亦增至2700余万元”。至于棉，则是他一贯积极提倡的，且成效显著。据1977年版之《中国棉业史》（台湾联营出版公司）所载：“民国成立，张謇出任农商总长……公布植棉奖励办法，种植美棉等，每亩奖银３角。部内设立棉业试验场，聘请外籍专家充顾问”，但初期改良棉种的工作，均不十分成功……1923年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凡有陆地棉输入的省，棉种都发生退化……有的甚至不如国棉……唯一的例外是江苏南通和河南灵宝的美棉种植……在国内市场上颇为驰名，可供纺32—42支纱。”这与张謇在南通创建通海垦牧公司的业绩，显然是分不开的。
在林业方面：张謇出农商部之初，即有《条陈全国山林计划办法呈》，提出呼吁：“今我国各地大林，采伐殆尽……非独电杆路枕，购自外洋，即民间构造，亦不尽为华产，其于国家人民两方经济关系，均甚重要。”他还指出：“造林之后，水害风灾，自当减少”。早年他手订通海垦牧公司章程中，更具体指明：“楝椿柏桕桐，皆滨海相宜之树，其次为桑柳榆槐，今劝佃户多种桐桕，不比楝利薄，椿柏利迟。每田四周，隔一丈二尺一棵，柏秧桐秧，公司发售，只收成本，培植采收之法，公司指示子归公司收买。”20年后，垦区树木成荫。植树造林，余有功焉。
1914年张謇以农商部名义，训令各省民政长（省长）都统，禁止滥伐林木，如属必须发放之山林，亦应呈部批准。同年11月3日，颁布《森林法》，接着又公布施行细则。规定国有森林之范围与权利，规划在黄河、长江、珠江上游地区营造保安林，以资预防水患，保养水源防风蔽沙，同时奖励造林，而对开垦滥伐、荒废、毁林、盗窃、放牧等，均应受到刑事处分或罚款。还特别颁布《东三省国有森林发放规则》，对于承领森林考，一定要是中国人民（按当时东北三省均有俄人与日人移居）。 1914年7月，张謇向德国购到洋槐树种700余磅，除供林业试验场外，所余半数，免费分发给全国19个省，并附寄栽种说明书。鉴于甘肃省情况特殊，专门检送树种13斤。同年8月，批准将南京紫金山，委托全国农务会南京分会，广植林木，除由部派员辅导外，月拨补助款100元。当时，张謇曾专程前往，主持交接造林仪式，并面商江苏民政长，每年资助1万元。今天紫金山中山陵能郁郁葱葱，张謇功不可没。更值得提出的是，1914年，他接受青岛林务局的建议，决定每年清明节为全国植树节，大力推行植树造林。
在牧业方面：张謇在创办通海垦区时，即认识到发展牧业对纺织之重要，故名其公司为通海垦牧公司。就任农商部总长后，即提出《奖励农牧产案》。他认为“外国毛织物之充斥于吾市场者，数十年矣。民国改制，冠服皆用呢，而毛织之需用尤广。吾国织呢厂，稍稍兴作，旋即颠仆，即幸存者，亦支离困顿，不能发展，其最大原因，则在羊毛缺乏，或其种类粗劣，是又当奖励牧羊之法，凡牧场能改良美利奴羊300头以上者，奖100元……”此案提出后，上面搁置不批。1914年又提出《咨复财部请仍酌拨筹办棉糖林牧等场经费文》重申：“牧场一项，实因毛线物品，为近今制服所必需，若所产原料不多，何期工织之发达，而杜漏卮之外溢？查美利奴羊产毛量佳，毛量亦富，我国西北一带，于牧羊又极适宜……且牧羊事业，繁殖甚易，当年即可剪取羊毛，是需费无多，而收效最速，现在各省企图牧羊者，又不乏其人，即如四川，浙江等省，曾函电交驰，购索畜种，若非及时扩充，必无以应各有之求。而各省之企图牧羊者，亦以无种畜而进引辄止……”虽殷切之情，耀然纸上，区区费用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勉强设置了两处牧场，一处是就该部原有的张家口垦牧场，改称第一种畜试验场，饲养美利奴羊100只，蒙古羊200只，另一处是北京门头沟的荒废山场，组建第二畜种试验场。还在安徽凤阳，盱眙两县间，建起第三畜种试验场，派员前往澳大利亚购得美利奴良种羊，分配各场试验、繁殖。
在渔业方面：张謇生长在江口海滨，熟知内河与近海渔业的情况。18世纪末叶，外国轮船渔船闯入我领海者日多，其水产品也随之输入，使他感到一国之渔业与航政，不容忽视。就任农商总长后，1914年4月，制定《公海渔业奖励条例》、《渔轮护洋缉盗奖励条例》，次年又制定有关施行的细则，以及《公海渔轮检查规则》，凡经检查合格之渔轮，按照吨位，定期发给奖励金；对缉私渔轮，配备一定武器弹药。上述条例颁布后，相继有江浙、奉天、民富、北洋、淑兴、浙海、鲁海等渔业公司正式成立。拥有渔轮、风帆船等，并先后组织起直隶商渔联合会、山东商渔联合会、广东渔团等，护海缉盗，我国渔政始开其端。
1914年3月，张謇通令沿海各省，筹设水产讲习所，并由农商部选派专人，巡回讲课。当时以浙江省发动较早，其他如直隶、江苏和营口，都开设水产学校。同时，动员沿海各地小学，招收渔民子弟；还筹划设立渔会和海图局，拟定渔业法。
另外，1914年9月，张謇还颁布了《狩猎法》，对捕猎的器械，须经当地有关官署核准，始可使用，以保护珍禽异兽。
综上所述之种种，无论成与未成，均可见张謇当年之雄心壮志。其实，他对统治当局的内幕，早已洞悉。是可谓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远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就担任过农商大臣的头等顾问官，宣统二年（1910年）写了《奖励植棉暨纺织业谈》一稿，据他事后在此稿后记中说：“（宣统）三年六月人都，举以陈于清农工商部，略供全部三数人酒半茶余之谈助而已，曹李奄奄，都无生气，宁有实行之可望？今其庶几乎，比亦以表与册寄示农林工商二部长，区区之意，但遇负是饯行之责者即言之。以贡我一日之知，而尽我匹夫之责。”以为轮到自己出任农商总长，会得到为自己拥戴的大总统和内阁的支持。谁知当上总统的袁世凯，热衷于皇帝梦不惜于卖国求荣，会拿钱去发展国民经济？张謇一再受挫，只得申请解职，他说：“就职时之设计已穷，日在官署画诺纸尾，所从事者簿书期会之无聊，府吏胥徒所可了”。“于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实际上，他是警惕自己不要跟着“洪宪皇帝”一道垮台，就在1915年秋天，挂冠南归。
[编辑] 兴办学校普及科学
张謇曾长期出长书院，应考科举，个中利弊，自有切身体会，尔后西风东渐，出访日美，见闻益广，感受亦多，加以国事日蹙，渐萌变革之念。早岁他在兴蚕桑受挫之余，专心研读徐光启《农政全书》尚觉不足，乃驰书其驻英之挚友顾延卿，提到“泰西农政水书，讲求至核，西人图绘其制实精，倘获其书必有出文定（徐光启）所得之外者”。请他代为搜集，并表示学西方应从农业着眼，才能不离根本。
张謇甲午夺魁之后，适逢中日海战之败，他深受刺激。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便列名加入上海强学会。在他所作《变法平议》中，明确地主张废科举、设学校，认为“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后来他兴办实业，开纱厂时，又进而认识到“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还说“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农事，本末不备”。继又发展到“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教育则无与”。看来张謇的思想在客观影响与本人实践中，逐步由变法而教育，由教育而普及科学，但根本立脚点还是农业。
张謇之治事治学，高瞻远瞩，且又务实。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定初高等两级小学和中学课程之后，即与上海农务会的罗振玉、王国维等商议制定《私立师范学校章程》，并择定南通千佛寺为校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接着他又创建了五属中学（即南通中学）以及农业、医学和纺织三所专门学校，后来合并为南通大学，分设农科、医科、纺织科，为我国私人创办高等农业院校之始，与教会势力在中国创办的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相伯仲。
张謇办了学校以后，却又产生了一种想法：“窃恫夫学之不可以无征也。商羊萍实，圣人知之；后世经师大儒，义析毫毛，而或不能辨黍稷。”（《南通博物苑品自序》）。1914年又有建国立博物苑之议，他不无感慨地表示：“缕缕此心，贯于一草一树之微，而悠悠者世，不能无虑于数十百年之后，辑是品目，播诸中外，明是辛苦，一世所积，薪得仁人君子，矜惜而珍存之”。
1915年他为实践科学普及的设想，在南通农校举办了一次以棉作为主的农业展览会。对棉花播种适期、栽培密度、土壤及肥料成分、摘心整枝等等，以及不同作法对劳力资本的投入比较其经济效果，除陈列出棉花品种、病虫害识别和防治技术外，尚有中外原棉所纺出之棉纱对比，以及小麦（谷类）、牧草、花卉、果品、蔬菜等等。另外还设有农具馆，陈列各种农具并一一进行解说，观众十分踊跃。
1915年张謇根据他的事业与形势发展的要求，还在南通建立了军山气象台。他在《军山气象台报告书的序言》中指出：“为看阴晴燥湿风雷雨雪预测之验……测候之用至广，欧美各国，皆国家之主……岂私人财力所能充……惟是我国政变叠起，人事之救不遑，而奚暇于天？下走不自量……比者承乏农商，曾令各省设观测公所矣，卒以费绌，甫张而旋弛，然则兹台其千百具之嚆知欤？抑硕果欤？未可知也。”
张謇对教育事业也有全面考虑和安排，他除上述南通大学外，还曾创建女子师范、商业中学、盲哑学校、女红传习所、保姆传习所（幼儿师范）、银行传习所，政治讲习所，镀镍讲习所、国文专修科、伶工学社（戏剧学校）以及图书馆、印书局等等。为办这些教育文化事业的钱每年不下26—27万元。
[编辑] 提倡科学筹组农（学）会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謇加入强学会，同年，他撰写了《农会议》，具体建议有五：
- 农会办处宜分，议处宜合，合处惟上海宜。宜有总会，宜有会督，宜有学堂一区。宜延欧西化学师一人，东洋农师一人，蚕师一人，翻译一人。宜有田四五十亩，其费由各府厅州县农会分集。
- （农会）宜就各府厅州县举愿为此事、能为此事者一人为会长；又各举愿为此事、能为此事者二三人为会员（相当于副职）。
- 凡定章程、筹出入（经费）刻书报，皆会督（总会长）之事，会督、会长、会员有无公费（工资待遇）各处自议。
- 督抚（总督、巡抚）或地方官，有保护农会之特权。此权止在有益农会与有妨农会之事用之。
- 会员之事有三：辨土质、考物产、筹赀本（经费）。
张謇这个建议，较之当时谭嗣同执笔起草的上海《农学会会友办事章程》有较大差距（该章程详见《中国农学会66周年纪念刊》），主要的是张謇主张农（学）会靠官，而谭嗣同（或可代表康、梁维新人士）则大声疾呼：”大哉学会乎，新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者，此也！”（《谭嗣同文选注》）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张謇还给光绪皇帝上了一份《请兴农会奏》重点阐明：“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考之泰西各国，近百年来讲求农学，务臻便利”，接着引用西方报刊资料统计，加以说明。随后表示：“臣查英国从前设立务农会，其君主特须诏旨，许以自由权……美国农会，大旨与此相同，收效尤盛。”然后笔锋一转“中国有志学农者，颇不乏人，近日上海设立农学会，专译东西洋农报农书，未始非农政大兴之兆。臣拟请皇上各省专派一人，主持其事”。这份奏摺很长，讲了许多引用西方农法，以兴中土农业的道理。末尾提出：“如有山泽闲地，江海荒滩，一律拨归农会，或试办新法……或仍用旧法……或集公司，或借官款……”看来张謇当时构想中的农会或农学会，近乎现在农业开发的经济实体，是他心目中一种民办官助，既是农业生产，又搞科研、推广的组织。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见诸行动的，有光绪下诏“兼采中西各法”振兴农学，建立京师大学堂农科，以及首批派遣留学生赴欧美、日本学农。此外，戊戌之后，几乎所有的各种学会，全都被查禁。唯农学会允许继续存在，所刊《农学报》亦继续出版。到宣统二年（1910年），在张謇的倡导下，又重组了全国农务总会。
宣统三年（1911年）他在该会主办之《农务联合会杂志序》中指出：“宣统二年，江宁劝业会之设，各行省之以农产会者、殆数十百种，由是士大夫合谋设研究会。会竟，惧其自此而终不通，由是复谋设联合会”。至于办这份杂志的宗旨：“传田父野老终身辛苦不能自达之阅历，为农科学子口耳相授短于实习之导师”（张季子九录）。
1917年1月由我国最早从欧、美、日本留学回国的农学家王舜臣、陈嵘、过探先发起组织的中华农学会，在上海教育会会堂召开成立大会（当时张謇为上海教育会会长），公推张謇为名誉会长。该会缘起有云：”创举斯会，冀收教学相长之效，藉尽鼓吹提倡之职。学理昌明，影响很大，是合或足开农业改进之先声，亦意料中事，宁止侈谈学理而已”（1917年2月5日申报第七版）。这个提法，又较张謇当年之设想，有所简缩。而且明确提出是农学会，不是农会、农务会、务农会等等。
1898年6月开始的戊戌变法，光绪帝所颁发之变法令中，曾经提到“倡设农会，属于经济方面，而未归于政治、文教。9月维新为慈禧扼杀于襁褓之中，学会被禁。10月曾发布一条“上谕”：“前禁报馆学会，原以处士横议，其风断不可开，至于农商人等，联络群情，考求物产，本系在所不禁”（1898年10月上海《农学报》）。这个“农学会”的性质，与张謇之见相若。到中华农学会时，则显然不是“农商人等”“考求物产”的组织，而是国内的农科专业工作者，包括国外回来的农科留学生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了。这种情况，张謇既是知晓也是赞同的。1923年中华农学会在苏州召开第六届年会，他已七旬高龄，曾莅会并致祝词云：“走（我）于畴昔，曾箸林议，在官之今，与农同纪。莅会揭旨，适符前臆。诸子努力，此实伟业。”
当时，中华农学会的会员分4种：名誉会员、赞助会员、永久会员和会员。张謇的独子张孝若为仅有的3名名誉会员之一，其余2人为马君武与戴季陶（《中华农学会会员录》1935年南京刊行）。
张謇作为历史人物，在1937年中华书局刊行的《中国百名人传》，首为黄帝，末乃张謇。在中国近代农业史上，则应属开拓启蒙之第一人。1929年胡适曾为张孝若给他父亲编辑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言中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成的志愿而死。”他儿子张孝若对胡适的评价也深有同感：“你说我父为失败的英雄，这话确当得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认的。因为他生平志事没有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只遗留了许多实地测验的具体计划。数十年来，他想办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制度，没有成功；他想办通海一带大电力厂、大纺织印染厂，没有成功；他想垦辟沿海几百万亩的荒田，没有成功；他想疏治淮、运、江、湖、松、辽诸水道，没有成功；他想实现棉铁政策，改革盐法，和划一度量衡，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失败吗？”
1913年他所撰《实业政见宣言书》曾表示：“謇此次出就部任，大惧无以应现世之所需，餍国人之属望。夙袒惴惴，不能自已。盖际此时艰，不敢不出，勉尽国民一分子义务，然外观时事，内忖精力，此义务能解尽到几分，能收几分之效，以报我国人期望之万一，则毫无把握。”但他还是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具体有四：一当乞灵于法律；二当求助于金融；三当注意税则；四当致力于奖励。“凡大企业，资金巨而得人难，实皆含有危险性质，若航海远洋渔业等则尤甚。故各国皆有奖励补助之法，盖诱掖之，使之发展，即所以为国家扩生计，增国力也。”“凡此四事，皆农工商行政范围中应行之事，而以謇艰难困苦中经济所得，尤视为一日不可缓，故今日所可以告我国人考抵此。”这些话语重心长，切中时弊。可见他头脑清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后人做个榜样，是求有所为也。至少在我国近代农业史料中，弥足珍贵。
同年，张謇还发表了《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苦心孤诣，擘划周详，其中不但提到了“学校学会之研究学管理”。还对其一贯倡导之棉铁主义，加以抒发。更令人瞩目的是：“至于铁矿，需本尤重，非用开放主义，无可措手。但使条约正当，权限分明，计所获益，良非浅鲜”。此文结尾数语，尤其使人感动：“謇年逾六十，精神才力，渐不如前，惟此不自暇逸之心，数十年如一日，斯则愿与邦人君子共相策勉者尔”。
张謇辞官还乡，既未息隐山林，更未消极因循，而继续奔走呼号，为民请命。当时他所办的实业，已有相当的规模，可是全力投资在社会事业上。仅以保坍而言，据1917年张謇向政府的报告：“自光绪末以来，通城近江处已坍失农田二十余万亩，屡请于官，充耳不闻”，他只得自己出面，“既请荷兰工程师测量勘估，又向上海有关银行商借贷款。当时用以江岸保坍的经费，逾百万两（白银）。”1926年5月，他不顾年迈力衰，还亲自视察南通的保坍工程。
[编辑] 主要论著
均汇编于他生前定稿之《张季子九录》及张謇日记。上海与台湾均有版本，南通图书馆所藏除印刷本外，尚有手稿。
作者：华恕 原载：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农业综合卷
[编辑] 创办及参与的企事业
[编辑] 工业
- 大生纱厂
- 崇明大生分厂
- 海门大生第三纺织公司
- 大生第一纺织公司电厂
- 大生沪事务所
- 大生织物公司
- 新农纱厂
- 通州大兴机器磨面厂（复兴机器面粉有限公司）
- 大隆皂厂
- 翰墨林印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 广生榨油股份有限公司
- 阜生蚕桑染织公司
- 颐生酿造公司
- 通州资生冶厂股份有限公司
- 资生铁厂
- 颐生罐诘公司
- 大昌纸厂
- 大达公电机碾米公司
- 南通大聪电话有限公司
- 皋明电厂
- 南通通明电气公司
- 通燧火柴公司
- 大生苏工染厂
- 大陆制铁公司
[编辑] 农牧盐垦
- 通海垦牧公司
- 同仁泰盐业公司
- 大有晋盐垦公司
- 大赉盐垦公司
- 大豫盐垦公司
- 阜余垦植公司
- 大丰盐垦公司
- 新通垦植股份有限公司
- 大纲盐垦公司
- 华成盐垦公司
- 合德垦植公司
- 泰和盐垦股份有限公司
- 遂济盐垦公司
- 耦耕垦植公司
- 东兴垦植公司
- 通遂盐垦股份有限公司
- 华泰盐垦公司
- 新南垦植公司
- 合顺垦植公司
- 淮丰垦植股份有限公司
- 中孚盐垦公司
- 大阜垦植公司
- 裕华盐垦公司
- 大祐盐垦股份有限公司
- 新灌垦植公司
- 新农垦植公司
- 华丰垦植公司
- 泰源垦植公司
- 新垦会
- 通兴垦植公司
- 南通各实业总稽核所
- 南通实业总管理处
- 淮南盐垦各公司联合会
- 通泰各盐垦公司董事会会议联合办事处
- 淮南盐垦十六公司总管理处
- 通海河水利工程委员会
- 保坍会
- 农会事务所
- 棉业第二试验场
- 天生港菓园
- 通属七场水利总会
- 南通县水利会
- 大咸盐栈
- 桑园
- 吕泗渔业公司
[编辑] 交通运输
- 大生轮船公司
- 通州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
- 天生港大达码头（通源码头、通靖码头）
- 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大达轮船公司）
- 上海十六铺大达码头
- 海门大达趸步公司
- 大中公行（大中驳船）
- 大达内河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大达小轮公司）
- 通州泽生外港水利公司
- 南通县通海达通航业转运有限公司
- 惠通公栈
- 南通大储堆栈打包公司
- 上海大储堆栈股份有限公司
- 南通的早期公路（港闸路、城闸路、城山路、城港路）
- 路工处
- 跃龙桥
- 青龙港铁路（青扬轻便铁路）
[编辑] 金融商贸
- 大同钱荘
- 淮海实业银行
- 南通县地方公债事务处
- 南通实业银行
- 通海实业公司
- 大生公司
- 南通绣织总局、南通绣品公司
- 中比航业贸易公司
- 左海实业公司
- 中国海外航业公司
- 新通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 南通交易所
- 兴通打包厂
- 兴通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兴通号股份有限公司
- 苏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南生行
- 懋生房地公司
- 南通大有房地股份有限公司
- 闸北房地公司
- 上海南通房产公司
- 南通有斐旅馆
- 桃之华旅馆
- 南通俱乐部宾馆
[编辑] 商会民团
- 南通县自治会
- 通崇海花布总会
- 通崇海泰商务总会
- 通海实业警卫团
- 苏社
[编辑] 文化教育
- 南通农业学校
- 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
- 南通纺织专门学校
- 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 私立南通学院（南通大学）
- 通海五属学务处和通海五属公立中学
- 私立实业敬孺中学
- 通州师范学校
- 南通女子师范学校
- 土木工科测绘特班
- 镀镍传习所
- 女红传习所
- 南通私立甲种商业学校
- 盲哑学校
- 伶工学社
- 女子蚕桑讲习所与发网传习班
- 通州公立第一高等小学
- 长乐镇国民初等小学
- 唐闸私立实业小学（唐闸实业公立艺徒预教学校）
- 张氏私立初等小学
- 张徐私立长乐第三初等小学
- 通州民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 南通女子师范附属小学
- 张徐私立女子小学
- 张邵高等小学校
- 女子师范纪念小学
- 大生副厂职工教育社、大生副厂职工子弟小学
- 私立唐闸工人子弟小学
- 大生纪念小学
- 南通私立第一幼稚园
- 女师附属幼稚园
- 张杨私立第二幼稚园
- 张吴私立第三幼稚园
- 南通博物苑
- 南通图书馆
- 更俗剧场
- 中国影戏制造有限公司
- 交通警察养成所
[编辑] 公益事业
- 南通育婴堂
- 南通养老院
- 贫民工场
- 南通济良所
- 狼山盲哑学校
- 南通棲留所
- 第一公共体育场
- 公共体育场
- 军山气象台
- 南通医学专门学校附属医院
- 南通五公园
- 第二公共体育场
- 商务总会大厦
- 江苏省咨议局与江苏省议会通海议员公寓
- 南通县劳工医院
- 南通张啬公创立慈善事业总管理处
- 张季直先生手创教养事业复兴委员会
[编辑] 在外企事业
- 三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堂）
- 镇江大照电灯厂
- 耀徐玻璃厂（宿迁玻璃公司）
- 镇江开成铅笔厂
- 吴凇江浙渔业公司
- 海州海赣垦牧公司
- 海州赣丰饼油公司
- 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
- 商办苏省铁路公司
- 大维公司（武汉大维纱厂）
- 中国铁工厂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纺织机器制造特种股份公司
- 怡太产物保险公司
- 民享企业公司
- 上海国民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江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江苏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市工厂员工消费合作社联合社
- 江苏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中心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 震旦公学
- 复旦公学
- 吴淞商船学校
- 中华职业学校
- 上海《申报》
- 中国图书有限公司
- 东台东明电气公司
- 东台母里师范
- 泰属贫民工场
- 江苏省立水产学校
- 淮属师范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