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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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1620年），明朝第十三代皇帝。年号万历，是明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隆慶六年（1572年），穆宗死，十岁的朱翊鈞登基做皇帝，是为明神宗。谥号“範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编辑] 生平朱翊鈞在位前十年，由於年幼，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實行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经济很大的发展，是為“萬曆中興”。但张居正死後，朱翊鈞因身體狀況不佳，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1]（一說是染上鴉片煙癮[2]）。後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內閣出现了“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现象；以至於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中樞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3]。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派出太監充任矿监税使，掠夺商民，所到之處，民窮財盡，激化民變，成为明代一大恶政。 雖然朱翊鈞在內政行為可謂荒唐，但是對外仍保持幹練的本貌。他遣兵調將，平定播州（遵义）杨应龙之乱的播州之役、平宁夏哱拜之乱的寧夏之役、抵抗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鮮以及东北大片地区（奴兒干都司）的朝鮮之役，维护了明朝的统一狀態，並粉碎了日本侵略朝鲜的野心。此三場戰爭合稱萬曆三大征。不過他派宦官以勘矿、采矿为名去江南搜刮民脂民膏，百姓怨声载道，又使明朝政治腐败到极点。此时东北女真族努爾哈赤興起，成为日後中原帝國的隐患。1619年，遼東軍區司令官楊鎬四路進攻後金，在薩爾滸大敗，死四萬餘人，開原、鐵嶺淪陷，北京震動。朱翊鈞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将遼東局勢扭轉。不過朱翊鈞的三十年“斷頭政治”，連“票擬”、“朱批”都已經完全停止，即使軍事科技領先當代、農業技術明顯優於前朝，但是明朝行政已長年陷於癱瘓。 朱翊鈞在薩爾滸之戰的次年（1620年）逝世，葬於定陵。《明朝帝王陵》提到：万历的定陵1958年发掘，万历帝尸骨复原，“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 [编辑] 評價《明史·神宗本紀》：“故論考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趙翼《廿二史劄記·萬曆中礦稅之害》：“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清高宗乾隆在《明長陵神功聖德碑》中則道：“明之亡非亡於流寇，而亡於神宗之荒唐，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鑽營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閹雖誅，而天下之勢，已如河決不可復塞，魚爛不可復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懷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無告，故相聚為盜，闖賊乘之，而明社遂屋。嗚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懼哉？”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一書將萬曆皇帝的荒怠，聯繫到萬曆皇帝與文官群體在“立儲之爭”觀念上的對抗。怠政則是萬曆皇帝對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黃仁宇說：「他（即萬曆皇帝）身上的巨大變化發生在什麼時候，沒有人可以做出確切的答復。但是追溯皇位繼承問題的發生，以及一連串使皇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的出現，那麼1587年丁亥，即萬曆十五年，可以作為一條界線。這一年表面上並無重大的動蕩，但是對本朝的歷史卻有它特別重要之處。」 但若站在心理学的角度，朱翊鈞的这种怠政也可以被理解为习得性失助或忧郁症的临床表现。 在《萬曆十五年》文末總結，「1587年，是為萬曆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鑑，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编辑] 家庭[编辑] 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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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注釋[编辑]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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