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學
维库，知识与思想的自由文库
 |
| 犯罪學和刑罰學 |
|---|
| 學派 |
| 芝加哥學派 · 古典學派 |
| 衝突犯罪學 |
| 環境犯罪學 |
| 女性學派 · 法蘭克福學派 |
| 整合犯罪學 |
| 義大利學派 · 左翼現實主義 |
| 馬克斯犯罪學 |
| 新古典學派 |
| 實證主義學派 |
| 後現代主義學派 |
| 右翼現實主義 |
犯罪學是一門學科，專門尋找犯罪行為出現的實際原因，以提供一個方法減輕犯罪行為對社會的影響。相關的犯罪研究也會發表社會與政府對犯罪標準和反應。犯罪學屬於行為科學，特別著重於社會學和心理學層面上的研究，和法律著作一樣。在1885年，意大利的法學教授Raffaele Garofalo創造了"犯罪學"這個專有名詞(即意大利語中的criminologia)。約同一時間法國人類學者Paul Topinard首次應用犯罪學於法國上(即法語中的criminologie)[1]。
目录 |
[编辑] 學派
在十八世紀中葉，犯罪學隨著社會哲學家對犯罪和法律概念的興趣而興起，各學派亦漸次出現。
[编辑] 古典學派
在十八中紀中葉的古典學派是建基於功利主義哲學。Cesare Beccarial、邊沁及其他的古典學派思想家指出：(1)人擁有決定自已行動的自由意志。(2)人是快樂主義者，他尋求快樂避免痛苦，一種「理性盤算」會在行動前計算為此所負出的、和從中得到的，然後才決定行動與否－－這種觀點明顯源於功利主義的哲學；但它同時忽略了行為的非理性及無意識的因素。(3)而(嚴重的)懲處會增加一個行為的成本，驅使人遠離犯罪[2]。(4)所以越快速和越確定的懲罰，越能阻止犯罪。古典學派的思想出現時正逢了刑法學的改革，監獄被設計出來作為懲處方法。斯時，很多法律上的變革相繼出現，法國大革命所導致的、美國的法制的發展等。
[编辑] 實證主義學派
實證主義學派認為犯罪是出於一些個人所不能控制的因素，無論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他們運用科學方法去研究人的行為。犯罪學上的實證主義由生理實證主義、心理實證主義和社會實證主義三者構成。
其中一個被認為是犯罪學之父的是一個 19世紀未的監獄醫生Cesare Lombroso。他是生理實證主義的主要奠基者[3]。他堅持以經驗證據來審視犯罪[4]。他建議用觀察一些物理特徵－－諸如顴骨、髮線等－－如果有返回尼安德特人的返祖現象，則標示著犯罪的可能。這種進路可能受著骨相學(phrenology)或達爾文的物種進化論影響。這理論已經被後來針對基因特徵及營養攝取對犯罪的研究所取替。Lombroso的學生Enrico Ferri相信社會與及生理都在犯罪行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相信罪犯不需要為其罪行負責，因為犯罪的原因並不是他們所能控制的。但因為Lombroso 的研究缺乏對照組，故此未能在學界中取得認受[5] 。
英國心理學家Hans Eysenck (1964, 1977)，認為個性和神經機能更可能導致犯罪行為。他為犯罪行為設定了類似Hervey M. Cleckley及 Robert Hare界定的社交退縮(psychopathic)的標準。他的模型則借鑒於關於兒童社會化的理論。他的理論為犯罪學的生理解釋和社會學習的結合舖平了道路。(參見社會心理學家 斯金納 (1938)、Albert Bandura (1973)。)
社會實證主義認為諸如貧窮、次文化與及低教育水平是驅使犯罪行為的深層原因。凱特勒透過統計分析審視犯罪和社會因素的關係。他發現年齡、性別、貧窮、教育和酗酒是犯罪的主要因素[6]。Rawson W. Rawson從統計中發現人口密度和罪案率之間的關係，擠擁的城市誘導著罪行的發生[7]。Joseph Fletcher和John Glyde也在倫敦統計學會(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中發表關於犯罪的地區分佈的研究[8]。Henry Mayhew使用經驗主義及人種學的方法探索社會問題和貧窮，研究結果發表於“倫敦工人和倫敦貧民”[9]。杜尔凯姆則以為犯罪是社會不可避免的。
[编辑] 芝加哥學派
芝加哥學派在二十世紀初興起，主要由芝加哥大學的Robert Ezra Park、Ernest Burgess及其他城市社會學家所建立。二十年代，Park 和 Burgess 指出五種經常在城市發展中出現的同心圓區域，當中包括被視為最易爆發危機或分崩離析的「轉變中區域」。在四十年代，Henry McKay 和 Clifford R. Shaw 聚焦於少年越軌行為(juvenile delinqency)，發現他們都集中到「轉變中區域」。
芝加哥學派採取社會生態學方法研究城市，並認為大部份的貧窮居民都在社會結構和家庭、學校等地方感到挫敗。這造成社會解體，縮小家庭與學校等社會組織控制行為的能力，與及創造偏差行為的環境誘因。
其他學者認為社會－心理因素也有影響。如 Edwin Sutherland 認為人們會從和慣犯的交往中學到犯罪行為。
[编辑] 注釋
- ↑ Deflem, Mathieu (2006).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Criminological Research: Views from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lsevier, p. 279. ISBN 0762313226.
- ↑ Beccaria, Cesare. in Richard Davies, translator: O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and Other Wri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64. ISBN 0521402034.
- ↑ Siegel, Larry J. (2003). Criminology, 8th edition. Thomson-Wadsworth, p. 7.
- ↑ McLennan, Gregor, Jennie Pawson, Mike Fitzgerald (1980). Crime and Society: Readings in History and Theory. Routledge, p. 311. ISBN 0415027551.
- ↑ Siegel, Larry J. (2003). Criminology, 8th edition. Thomson-Wadsworth, p. 139.
- ↑ Beirne, Piers (March 1987). "Adolphe Quetelet and the Origins of Positivist Crimin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5): pp. 1140-1169.
- ↑ Hayward, Keith J. (2004). City Limits: Crime, Consumerism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Routledge, p. 89. ISBN 1904385036.
- ↑ Garland, David (2002). "Of Crimes and Criminals", in Maguire, Mike, Rod Morgan, Robert Reiner: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riminology,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1.
- ↑ Henry Mayhew: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Center for Spatially Integrated Social Sc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