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民族主义

阿拉伯民族主义（即泛阿拉伯主义）是２０世纪中东、也是整个第三世界的一种重要的泛民族主义形式，它对当代中东的政治、经济、思想、国际关系等领域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就其主要特点作一分析，从中可以窥见其发展演变的轨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从起源上看，阿拉伯民族主义属于文化民族主义的类型。

   在欧洲近代史上，英、法两国的民族主义为政治民族主义，而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则属文化民族主义。英、法是在形成单一民族的前提下，发展起民族主义的，其重点为国家政治制度的转变，故名“政治民族主义”。德国和意大利则是处在民族分裂的境地，因此其民族主义首先强调本民族文化上的同一性，谋求政治上的统一，故名“文化民族主义”。同时，作为在反法战争中崛起的民族主义和普鲁士经济政治结构特点的反映，德国的民族主义也具有反“西方”和军国主义的性质。

   阿拉伯世界也是如此。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阿拉伯地区（除摩洛哥外）不享有政治独立，而是分为不同的省份，与现在的阿拉伯国家疆域并不一致，如伊拉克分为巴格达、摩苏尔和巴士拉三省，巴勒斯坦则包括今约旦。另外，各个地区间没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并未形成民族，而从思想上看，流行的是伊斯兰普世主义、教派主义和侧重于部落家族、街区的地方主义，不存在民族主义的概念。从１９世纪开始，受帝国内泛突厥主义和西方思想的影响，在叙利亚和埃及最先出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萌芽。它由阿拉伯基督徒发起，表现为以古典语言文学研究、印刷出版业、教育事业和翻译运动为内容的文化复兴运动，其长远目标在于争取阿拉伯人在帝国内的自治。随着运动的发展，阿拉伯穆斯林逐步参与，并成为主要力量。在青年土耳其革命、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奥斯曼帝国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和其后帝国的解体，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开始提出独立的目标，企图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如果说，１９世纪的阿拉伯先行者倾心于法国的自由主义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英两国在西亚委任统治的建立和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则使阿拉伯知识分子对两国的希望彻底破灭。１９世纪后期，德国人取代法国人负责奥斯曼帝国军官的培训，从而将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直接散布于阿拉伯军官之中     ２０世纪前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这一思想的论证也表明了其文化民族主义的属性。黎巴嫩人阿卜杜拉·阿拉伊利指出，产生民族主义的因素包括语言、利益关系、地理环境、血缘世系、历史、风俗习惯及精神修养。阿卜德·拉赫曼·巴扎兹则将伊斯兰教列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内容之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集大成者、叙利亚人萨提·胡斯里强烈抨击法国的委任统治，高度赞扬德、意的文化民族主义，认为两国的统一模式比法国模式更加适和于阿拉伯人。他还激烈地抨击埃及的塔哈·侯赛因等知识分子的全盘西化观点，强调个人自由必须服从于阿拉伯民族的整体利益。

   在政治实践上也是如此。两次大战期间，尽管许多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和贵族、王室支持英、法委任统治，如伊拉克、外约旦王室和许多部落酋长，但阿拉伯世界的许多民族主义组织与德国和意大利建立了联系（这与同一时期北层的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的政策相近），企图借助于它们的支持摆脱英法的殖民统治，其中有伊拉克的“金方阵”、埃及形成中的自由军官组织和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穆夫提侯赛尼等。伊拉克致力于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自诩为“阿拉伯的普鲁士”，其首相亚辛·哈希米自称为“阿拉伯的俾斯麦”，而受到德国军官培训的四位校级军官“金方阵”则于１９４１年发动了流产的反英起义。同时，萨提·胡斯里担任了伊拉克的教育总监，在学校中积极宣传民族主义思想。

   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中，经济利益或对统一市场的追求作用不大，但确实存在。例如，伊拉克北部历来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存在着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而叙利亚与黎巴嫩也是如此，但委任统治的建立妨害了这些地区间经济联系的发展。由此可以理解上述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发源的背景。

   第二，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中关于“阿拉伯民族”的概念经历了一个逐渐

扩大的发展过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泛阿拉伯主义的中心一直在西亚阿拉伯地区，尤为新月地带（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约旦）。这有历史上的原因。由于北非被奥斯曼征服较晚，且存在像埃及这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的地区，它们的独立性较大，并且最早陷入英法殖民统治之下而与奥斯曼脱离关系。相反，西亚则最早为奥斯曼征服，并始终处于其强有力的控制下，其各省间的相互联系较为密切。因此，西亚阿拉伯人有较为强烈的整体认同感，而北非地区则分裂为不同的殖民地而较早产生地方民族主义（即国家民族主义，因为它们后来均发展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像埃及的许多知识分子（如塔哈·侯赛因）甚至否认自己是阿拉伯人，把埃及文明作为地中海文明的一部分而与欧洲联系在一起。所以，最初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仅限于西亚，它们争取的是奥斯曼帝国中的自治，对英、法存有幻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英、法将西亚变为其委任统治地，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梦想化为泡影。共同的命运促使阿拉伯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民族的未来，正因为如此，胡斯里第一次将整个北非列为阿拉伯民族的组成部分，同时，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也日益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而埃及执政的华夫脱党和王室也开始寻求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此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区均出现了致力于阿拉伯统一的政治运动和起义，其最终结果是包括西亚和非洲独立阿拉伯国家在内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公开宣称自己是阿拉伯国家，将其列入宪法，纳赛尔著名的三个圈子，即为阿拉伯圈、非洲圈和伊斯兰圈。今天，阿盟已经包括了亚非两洲的所有阿拉伯国家。正如一些阿拉伯政治家所说的：“凡是生活在我们的国土上、说我们的语言、受过我们文化的熏陶，并以我们的光荣而自豪者，就是我们之中的一员。”

   第三，阿拉伯民族主义主要和共同的目标是争取民族自决，而在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政策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并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如前所述，在争取民族自决方面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各个派别有一个从自治向独立发展的共同过程，但在内政方面的分歧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其缘由是各个地区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这也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存在的共同问题。有人认为，民族主义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运动，实际上这种情况主要适用于西方。在东方，由于殖民统治的存在，包括传统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内的大多数政治力量均把斗争矛头指向殖民者，因此反殖反帝成为其政治主张的主旋律，客观上其活动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我们不能因其社会基础和政治主张的不同而将传统政治力量排除在民族主义之外，不论它们是王室、封建主、部落酋长还是宗教贵族。事实上，即使是一些传统的政治力量也提出了改革国家的思想（例如阿尔及利亚的卡德尔起义和摩洛哥的里夫起义，以及各国的君主改革）。

   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阿拉伯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上并无明确的主张。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是温和派，属于贵族阶级，他们力主建立君主制，要求渐进改革而非激进的社会经济和宗教政策，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以温和方式争取西方的让步和国家的彻底独立。例如，汉志的谢里夫侯赛因希望建立一个阿拉伯王国，这一想法得到了叙利亚知识分子和其他精英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族主义派别逐渐崛起，它们主张建立共和制，实行土地改革、国有化、经济计划和世俗化改革，在对外政策上主张不结盟和积极中立，其典型代表是复兴社会主义和纳赛尔主义。还有的国家出现了以伊斯兰方式改造社会的流派（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因此，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阵营内部都出现了温和派与激进派的斗争，甚至发生流血政变（如伊拉克的“金方阵”与首相努里·赛义德的斗争）。在埃及、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四国，温和的民族主义派别最终为激进的民族主义派所推翻，共和主义取代君主主义成为战后阿拉伯世界的发展潮流。[6]随着激进派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掌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的展开，上述矛盾发展为国家间的矛盾、联盟、乃至战争，例如保守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哈希姆王朝统治下的伊拉克加入该组织）和激进的阿拉伯南层联盟（包括埃及、叙利亚、也门和沙特阿拉伯）的建立及也门内战（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分别支持内战的一方）。６０年代以后，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更趋激进，出现了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如南也门民族阵线、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人民阵线。同时，由于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外交方面存在各种问题，出现了以传统的伊斯兰教为旗帜的伊斯兰民族主义，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７０年代以后。

   因此，中东的民族主义呈现出五光十色的景像，我们可以将战后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初步划分为下述六大类型：君主制民族主义（海湾国家、约旦、摩洛哥王室），主张维护君主制和进行渐进的现代化改革，对外保持与西方的密切关系，同时支持巴勒斯坦事业；阿拉伯社会主义（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苏丹），主张共和制，进行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和世俗化改革，对外与东方集团保持良好关系；自由主义的共和制民族主义（黎巴嫩），实行多党政治和市场经济，对外同时与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维持密切关系；保守的共和制民族主义（也门），实行有控制的政党政治，对外与东西方同时保持友好关系；伊斯兰改革主义（摩洛哥独立党），主张以教法作为国家法律，同时实行多党政治和司法独立；激进的左翼民族主义（巴勒斯坦、南也门），主张以巴勒斯坦解放推动阿拉伯统一，以社会主义作为未来理想，甚至将斗争矛头指向阿拉伯保守国家，提出进行“阿拉伯革命”，或进行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和世俗化改革，对外与东方集团保持密切关系；伊斯兰民族主义（各国的伊斯兰组织），主张建立以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社会，反对世俗政府。其中，有的民族主义为复合型民族主义，如沙特阿拉伯为君主制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改革主义的复合。另外，７０年代以来阿拉伯国家的内外政策出现了“趋同”现象。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等激进国家逐渐开始调整经济政策，实行开放和多党制，对外软化了对西方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