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est:吴语不属于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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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一大学生欲颠覆吴语传统理论！
(05-1-26 20:13)
记者：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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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语系：世界九大语系之一，分布在西起土耳其，东到日本；南起中国，北抵俄罗斯的广大区域。主要语言有土耳其语、维吾尔语、蒙古语、鄂伦春语、朝鲜语、满语、日语等。
汉藏语系：世界九大语系之一，一般归为四个语族，即汉语语族、侗泰语族、苗瑶语族和藏缅语族共计约250种语言，按使用人数匡算，是仅次于印欧语系的第二大语系。在语言学界，普遍认为汉藏语系内部研究还不够彻底。
[编辑] 苏州人在“讲外语”，根本听不懂
如果有人告诉你，吴语不属于汉语，你会相信么？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说：怎么可能！ 不过刚到苏州的外地人在听到苏州人对话时常常会惊讶：苏州人说话的语速语调怎么有点像在说外语，根本听不懂！2000年初，周晨在几经论证，推断“吴语属阿尔泰语系而非属汉语”时，他自己也几乎都不敢相信这一论点，但平时积淀的一点一滴的证据告诉他：吴语并不是出自汉藏语系中的汉语一脉，它同维吾尔语、蒙古语、满语乃至日语、韩语等同出自阿尔泰语系一脉。
周晨，苏州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一名普通大学生。说其普通，其实他也有与其他人不同之处：精通英语、日语，选修过韩语，自学过维吾尔语，现在对阿尔泰语系的语言都有所涉猎，是一个对语言极端痴迷的语言学爱好者。周晨对记者说：他提出“吴方言不属于汉语”观点并不是想哗众取宠，而是自己四年研究得出的看法和结论。而这一结论一旦成立，将颠覆目前语言学界公认的“吴方言属于汉语一个分支”的传统论点。
[编辑] 周晨的部分语言学研究资料
[编辑] 一个普通大学生的发现和求证历程
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在校生竟要颠覆一个语言学界几乎公认的理论，咋听起来似乎天方夜潭般有趣，耐人寻味。这话还得从头说起。刚上初中那会儿，周晨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而优研，周晨不再满足课堂内所学的外语知识，买外语学习资料书来看成了周晨中学时期的爱好，高中时期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晨在看一本介绍《字母史》的书籍后买来了一本《世界文字发展史》。也许是因为文字与语言方方面面的特殊关系，周晨在对文字方面的学习中逐渐萌生了学习研究语言学的东西。
周晨考入大学后，对语言方面的爱好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丰富的语言类书籍让他如鱼得水，语言学文献成为他频频光顾的对象。而在这期间，一本《鄂温克语简志》更是让他眼前一亮，同时书的内容触及了他在语言方面敏感。《鄂温克语简志》中介绍了一些鄂温克语言的发音和意义，周晨竟然发现书中有几个词汇的发音和意义与吴方言中几个词汇的发音和意义几乎相同。比如在表示”现在”的意思的时候，发音都为”艾些”。而在表示“全部”意思的时候，苏州话中的“夯波浪当”竟然和蒙古语中的发音几乎可以说一模一样，而更甚者，在翻阅《华夏探秘》时候看到书中提到古突厥还有姑苏部落这一说。这些发现让周晨异常兴奋。为了进一步求证，周晨重新将自己一些浏览过的语言简志进行了研究，而这一略显简单的研究过程也让周晨吃惊不小：在几本语言简志中他竟然发现了有20多个与吴方言中有接近发音和类似意义的基本词汇（基本词汇：与人类日常生活关系紧密的原始词汇，通常不超过100个，例如：人，湖，山等等）。周晨在进一步的整理中发现，与吴方言有相同之处的几本语言简志所介绍的语言竟然都统属一个语系—阿尔泰语系。而这一切发现都还只是在周晨没有系统学习过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基础上的发现。周晨大胆的推测：吴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而不属于汉语。为了进一步论证这种猜测，周晨在大学里修完《公共关系学》学士学位后马上转而攻读日语专业。他说：日/韩语的系属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的难题，大多数人支持日语韩语归属为阿尔泰语系这一个学说，但又缺乏强有力的词源上的证据，而吴语或许正是日/韩语和阿尔泰语系的链接点。将专业转成日语后，更利于周晨研究。
2000年年初，周晨开始系统的学习阿尔泰语系的各种语言，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周晨的努力下，吴方言中跟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包括日/韩语)相对应的基本词汇已经逐渐被发现，目前能够确认对应的基本词汇数量已经达到约五六十个。随着学习的进一步深入，周晨认为词汇的数量还会增加，他对阿尔泰语系吴方言之间的关系更加确信，因为他发现吴语和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关系是多方位的：包括语法、基本词汇、语音方面都有类似的关系，他举例说：苏州话中表达“热”的意义，可以叫“奥造”，而在日语中表达“热”竟然也有相似的读音。苏州观前街东有条道路叫“临顿路”，在苏州方言中，”临顿路”三个字读作”leng deng lu”(音)这种读法发音符合阿尔泰语系语言中”元音和谐”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是阿尔泰语系语言所特有的。
[编辑] 传统方言调查方法抹杀吴语真实面貌？
在传统的语言分类上，吴方言被分在汉藏语系的汉语这一分支内。周晨认为：之所以有人在语言学上将吴语的归为汉藏语系中的汉语一类，是因为现在的传统方言调查方法存在误区，抹杀了吴方言的真实面貌。其二，吴语在长时间受汉语官话的影响下，”纯度”已经受到影响，很多吴方言原有词汇，在官话的长期影响下，已经流失不再使用，如今“吴方言”的很多词汇都已成为官话和以前“吴方言”杂合体。其三，“吴语是汉语方言的观点”是先入之见，很多语言学家甚至不屑研究“是不是”的问题。
他认为，方言应该是在方言使用者最自然的条件下所使用的语言。而现在一些方言调查机构采用“方言调查字表”、“方言调查句表”等形式调查询问方言使用者，其实已经从方法上抹杀了方言的本来面貌。面对记者的疑惑，周晨举了个例子：假如你拿着一张已经写着“快”字“方言调查字表”询问苏州方言使用者这个字怎么读，苏州方言使用者很容易因为文字主观和汉语官话音的影响把这个字读作”kuo”（音），而在自然状态下，其实“快”在苏州方言中更为原始更为纯净的一种读法为：”骇赛”(音)。这种原始的吴语发音在苏州普通生活对话中仍然能够被常常听到。而有些吴语的基本词汇，已经不常听到，但偶尔可以见识其遗风。例如在描述“死”的意思的时候，吴语中有一种被戏谑化的读法叫“榻浪”，这个意思的读法在蒙古语、维吾尔语等阿尔泰语系语言中竟然普遍存在。不过由于汉语官话代替，“榻浪”已经逐渐不使用。评弹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纯正的”吴语”，声糯腔润，几乎没有人怀疑“评弹”的吴语的宗脉地位。但是周晨现在却认为，“评弹”中的苏白说表虽表现了更古老的吴语（尤其在语音方面），但评弹中大多数的“弹词开篇”更该叫“吴韵”评弹，它并非严格意义的“吴语”评弹。他说，90％的评弹唱词都使用的是官话（普通话）句式和词汇，只是在读音上用了吴语的一些音韵。“评弹”唱词语法上与日常生活吴语有较大差距。听过评弹的人也许还记得，在评弹唱词中唱第三人称“他”都是唱“ta”（音），音韵虽然很糯，显得很苏州味，但是仔细一分析不难发现，其实生活中自然的苏州话对话说“他”时是绝对不会读出”ta”（音）的，生活中多数为“恩纳”（音）。而“评弹”中这个”ta” （音），明显是受到汉语官话(普通话)的影响。
同苏州话一样，属吴语一脉的杭州话、上海话等也面临着和苏州话一样的汉语官话冲击影响。南宋时期，杭州成为当时都城，大量的北方话逐渐侵入到杭州话中，所以如今的杭州话中往往带有大量的北方“儿”化音，例如杭州话称小孩子为“小丫儿”，甜豆腐浆叫“甜浆儿”等等。但是语言词汇易变，语法难改，杭州话中“吴语”语法句式却几乎未变。 杭州话语法句式虽几乎未变，但试想拿着已经定型的句子去让方言使用者读出，能看出方言真正的表达方式么？在周晨看来，“方言调查句表”更加掩盖了吴语真正面貌。他试举了一个上海话对话的例子：“你在哪里啊？”（自然表达的上海话：侬拉拉哈里答？）
“我在火车上。”（自然表达的上海话：吾么拉拉火车高头哇。）
一旦使用“方言调查表”的形式调查，往往句子的读法就变味成了“吾拉拉火车浪”。将重要的吴语语法成分“么”、“高头”、“哇”统统给弄丢了。可见“方言调查表”成了吴语原始面貌的杀手。
[编辑] 网友有关吴语研究：太湖古称杂谈兼探古吴越人的语言族属问题
[编辑] “吴语”还活着！
如今，说到方言，必然会说到语言保护的问题。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说，全世界每天都有几种语言在消失，每年都有几种文化死去，如果不加以保护，岂不是很可悲的事情？保护语言，同时也就保护了个体文化和村落文化，保护了文化的多样性。
苏州话属于吴语的一种，承载了很多历史文化的遗存，因此从历史文化保护的角度来看，需要保护苏州话。事实上，近年来也有很多有识之士不断的在呼吁“保护吴方言、保护吴文化”。一直以来，苏州市政府认识到保护吴语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电视上开办《天天山海经》、《苏阿姨谈家常》等 “吴方言”栏目；在中小学中开设有关“吴方言”课程；派发“乡土教材”等等，他们为尽量保持好“吴方言”乃至“吴文化”的遗存作着不懈的努力。
在“保护吴方言“的过程中，免不了有激烈的辩论。有人说：推广普通话是国家语委的既定“国策”，推普符合时代要求，保护吴方言则背道而驰，是人为地阻挠普通话的推广。但有的学者认为，保护吴语和推广普通话不矛盾，它们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会说普通话也可以会说吴语。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在信息交流频繁的今天，人能记住的东西是有限的。当使用普通话的频率逐渐增加的时候，吴语使用频率必然逐渐降低。日久天长，有朝一日，你是否还能熟练的说起久未谋面的吴语呢？
现在很多人说吴语已经“不古”，说现在苏州话很多音都“不对了”，更有甚者说吴侬软语快要“死了”。日本中世纪有位叫吉田兼好的作家，当时也常常抱怨那个时代的日语“不古”，但是现在的日本人却把当时的日语奉为了“经典文语”。语言变化上，一直有一个“十年语音、百年词汇、千年语法、几千年基本词汇”的说法。可见，语言的变化常有。吴语的这种“语音”变化是必然的趋势，这也许正是吴语有活力的一种表现吧。周晨说，吴语在变化，恰恰代表了“吴语”还活着。
怎样才能保护好“吴侬软语”、怎样处理好“保护吴语”和“推广普通话”之间的关系、怎样看待吴语的“不古”，也许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编辑] 吴方言研究搭乘“网络快车”
虽说周晨推论有了阶段性的成果，吴语词汇和阿尔泰语系的词汇对应已经从归纳整理阶段到了词例演绎阶段，但是在具体论证的过程中依然免不了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吴语在汉语官话的影响下，纯净程度大不如以前，而周晨通过“大浪淘沙”的方式在平常生活积累吴语的原始纯净词汇，进展缓慢。面对这样一个困境，周晨想到了尝试网络。目前周晨担任着名城苏州网的吴论坛(www.woobbs.com)上一个有关吴方言讨论版的版主，在讨论版内，已经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氛围，只要是对吴方言感兴趣的网友都会自发的去尝试寻找汉语官话冲击下那些残存的吴语词汇发到吴方言版面上讨论研究。周晨目前正在通过网络收集整理这些原始的文献资料，作为下一步研究的素材。周晨说：目前搜集到的所有论据已经有力的证明了自己提出的“吴语源于阿尔泰语系不源于汉语”这一论点，因为吴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这些标志一种语言本质的要素依然没有变化。但要完整的证明并建立一个理论，还需要很多历史、人文方面去佐证，所以他将继续进行论据的搜索，并在适当的时候将相关论文发表出来。
[编辑] 太湖古称杂谈兼探古吴越人的语言族属问题
（一）
太湖，烟波浩瀚，是我国著名的第三大淡水湖泊。它哺育着美丽而又富庶的江南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吴越文化。
根据先秦典籍记载，上古太湖的别称主要有震泽、具区和五湖等[1]，它们见证了太湖的久远历史，蕴涵着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也为我们研究吴越先民的历史文化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线索。
震泽一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汉孔安国传：“震泽，吴南太湖名。”探究其得名来由，我们认为可能是同太湖的成因有关。
关于太湖是怎样形成的，迄今尚无定论。科学家先后提出了淤积说、泻湖说、积水说、构造说等不同观点。近年来，我国不少科学家受国外学说的启发，倾向于太湖的陨击成因说，即认为太湖是因天外的巨大陨石飞降地面，并与之发生撞击后而形成的[2]。
有趣的是，太湖周围地区流传着一个传说，可谓与陨击说不谋而合：太湖原本是一块平原，有一年，玉皇大帝为给王母娘娘祝寿，铸造了一个镶嵌着72块翡翠的银盆当作寿礼。不料，齐天大圣孙悟空大闹天宫，打到王母专门收藏宝贝的宝库里，见了银盆，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一棒打上去。银盆从天上掉下来，跌到地上砸了个大洞，银子化作白花花的水，形成了太湖，而72块翡翠就变成了湖中的72座山峰[3]。拨开其神话迷雾，或许，这正是天外来客撞击地球在民间文学上的曲折反映。而从“震泽”的字义来看，似乎也透露出相同的信息，即太湖是因受到外力撞击的剧烈“震”动而形成的大湖“泽”。
此外，苏、锡一带还流传着“沉脱三阳县，氽起苏州（无锡）城”的谣谚，也说古代太湖原是一块平陆，其上有个山阳县。有一年洪水泛滥，全县沉入水底，幸存的人们则迁移到高处，重新建起一座城，就是现在姑苏（无锡）古城的前身[4]。这一传说则与太湖成因的下陷说、积水说相关联了。令人惊奇的是，前些年在太湖三山岛上考古发掘出来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以及在东太湖水域底下发现的距今六、七千年的稻谷、瓦片、竹器、纺轮等物，都证实了太湖的确曾是一块陆地，并且有人类在此定居。
这两则古老的传说，透露出原始而朴素的关于太湖成因的信息，并与科学解释之间有了惊人的巧合，给人以启示；如果与《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的记载相联系，是否可以这样大胆猜想：远古时期，太湖曾是一片广阔的陆地，人们在其上生息繁衍。有一天，一块硕大的陨石从天而降，并在地上撞出一个巨大的陨石坑，而其产生的巨大能量引发了地表的一系列震动，并迫使三江（指北江、中江、南江）改道，流入新生成的巨坑内。随着江水的灌注，撞击产生的能量逐渐释放完毕，于是陨石坑的震动慢慢平息下来，“底定”而形成了太湖。在这场灾难中幸存的人们则迁移到了高处重建家园。由于当时尚未发明文字以供记录，日久天长，关于这场灾难的记忆逐渐淡化、变形、湮灭，仅仅留下了口耳相传的“震泽”之名和以上的传说。
当然，这只是大胆的想象和臆测而已，其事实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加以证明。
具区之名始载于《尔雅·释地》：“吴越之间有具区。”《山海经·南山经》则云：“浮玉之山，北望具区。”晋郭璞注：“具区，今吴县西南太湖也。”
由于在字面上，“具区”一词用汉语解释不通，故研究者多认为它应该是东南吴越土著对太湖的称呼；我们则进一步发现，作为地名的“具区”，可能与族国名“句吴”存在着转音关系。
地名和族名的相互转化，在上古可谓屡见不鲜；当然，对此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汉语的古代语音问题了。“具”的上古音拟测为giwo，而“句”则是ko[5]，二者相通，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即使在现代汉语中，“句”一般也发成“具”音，二者仍然是同音字。
至于在上古音中，“区”和“吴”的语音相通，也是没有问题的。在上古，“区”的声母是Kh，在音韵学上属溪母；“吴”的声母ng则属疑母，二者同是软硬腭间的舌根音，发音部位相同，“溪疑旁纽”，可以互相转化，故“区”和“吴”也是一音之转。
由此我们说，“具区”就是“句吴”。当然，“句吴”一词的出现应该稍晚一些，也就是说，国族名句吴，其实源自于地名具区——也就是太湖！
关于五湖的得名，历来说法不一。前人或认为是因太湖方圆五百里，或认为是因其包纳五个湖泊，又或共有五条出水通道等等，故名[6]。尽管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从汉语的角度，围绕“五湖”的字面意义加以解释的。但是，由于汉字自身的特点，它往往会使人望文生义。例如，前人解释“交趾”的得名，说是岭南人两脚并立，脚趾互相交错，故名[7]；这就未免显得可笑了。
周振鹤、游汝杰在《古越地名初探》一文中指出，在先秦时代，江浙一带的地名是用古越语来命名的，春秋以后始见于文献记载，并且采用的是华夏语。这有点类似于现在用汉字译写外语中的地名。那么，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有没有可能，“五湖”就是这样一个用汉字音译，但被其掩盖了原始意义的古吴越语[8]词呢？
从这一思路出发，直接对“五湖”的语音进行研究，可以发现，答案是肯定的。更确切地说，“五湖”不仅是一个古吴越语词，实际上，它和“具区”一样，都和“句吴”有着转音关系！
尽管现在看来，“五”和“句”在语音上似乎毫不相干，但实际上，在上古音中，“五”的声母是ng（疑母），而“句”的声母是k（见母），“疑见旁纽”，所以可以互相转化。如王力《同源字典》就把下列相对应的字列为同源字：遇（ngio）——遘（ko）；岸（ngan）——干（kan）。而在日语中，“五”的吴音至今仍然发与ng、k相近的“go”音，如：五个人go nin，五册go satsu等等，可为旁证。所以，可以认为“五”和“句”在上古有对音关系。
与此类似，“湖”与“吴”的古音也是相通的。在上古，“湖”的声母是h，“吴”的声母是ng，二者亦同为舌根音，故可互转；而今天的吴语苏州话也有“湖”、“吴”相同的读法。因此，我们认为“句吴”亦即“五湖”的转音！
这也就是说，“具区”、“五湖”和“句吴”都是一音之转，是用不同的汉字，对古吴越语中专指太湖的同一个词的异译！那么，吴越先民对太湖的指称究竟是什么呢？这就不得不谈到其语言和族属问题了。
（二）
就一般常识而言，句吴和于越都被认为与百越族系有关。理由是：
第一，从国名、族名和地名来看，凡以“句”、“姑”这类字开头的，都是百越族系的标志，句吴也不例外；而于越被称为越，自然属于百越。
第二，包括吴、越在内的“百越”各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来往密切，相互影响，彼此吸收融合，形成了共同的经济文化特征[9]：
1.近似的语言；
2.共同的稻作农业经济生产方式和相同的生活方式，如“饭稻羹鱼”、干栏建筑等；
3.相同的习俗，如断发文身、船棺葬、使用铜鼓、凿齿等。
查考文献可知，“越”一名，见于《逸周书·伊尹朝献》，《竹书纪年》也有周成王二十四年 “于越来宾”的记载；至春秋晚期，句吴、于越即已兴起，争霸中原，威名远播，盛极一时。而“百越”之名始见于战国后期[10]，较之晚了数百年。可以想见，“百越”之名当是史家们将影响较大的吴越，当作东南沿海一带各个民族的总称了，这正和后世曾以“鞑靼”之名来统称蒙古草原各民族的情况类似。也就是说，“百越”之名实际上源自吴越，但不能反过来认为，既然于越称为“越”，那自然就应该归入百越族系。此外，把首字为“句”、“姑”的地名、族名判为百越的标志，也未必可靠。比如，操阿尔泰语的匈奴，其贵族就有“句龙”的名号；汉代西域则有族国名“姑墨”；而西突厥早期部落中甚至有一部名为“姑苏”！
至于所谓“共同的经济文化特征”的说法，恐怕也有点失之偏颇。
1.百越被认为是现代[[壮侗语民族的祖先，使用的是古壮侗语；而吴越人所操的语言却与百越不同，它们分属两个语系。（详见下文）
2.长江以南气候炎热潮湿，适合水稻生长，所以不仅是百越，整个南方地区的经济生产方式都以稻作农业为主；而密布的河网与湖泊，又提供了鱼虾等丰富的水产，这自然就决定了包括吴越人在内的南方地区以稻米为主食、以水产为副食的饮食习惯。至于干栏建筑，因同南方的气候特点相适应，故普遍见于中南地区；而且它最早是由吴越人发明的，然后才为南方各族所效仿采用。
3.所谓相同的习俗，船棺葬及铜鼓的使用多见于中南地区，吴越地区则少有发现；凿齿风俗却普遍存在于东南沿海的各民族中。
因此，上述几条虽然看似言之成理，但事实上都不足为据，以说明吴越属于百越一系。
综观历史，我们认为，吴越人不属于百越，而可能与东夷族系的关系更为密切。
上古时代，东夷人居住的地方颇为辽阔，大致包括今山东、江苏、安徽及河南东部的广大地区；吴越人则分布于江苏、浙江北部一带，在地域上与东夷人毗连，并有交叉重叠之处。现今苏州地区有地名“唯亭”，古代则称为“夷亭”，可能就是东夷深入苏南一带留下的标记。
东夷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鸟图腾崇拜，即以鸟作为“氏族的标志和符号”。《尚书·禹贡》云：“扬州“鸟夷卉服”。《大戴礼记·五帝德》亦云：“东方鸟夷羽民。”鸟夷就是指以鸟为图腾的东夷。少昊时，“为鸟师而鸟名”，即有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及“五鸠”、“五雉”、“九扈”，共24个以鸟为氏的氏族[11]。
吴越人同样以鸟为图腾。《搜神记》卷十二记载：“越地深山中有鸟，大如鸠，青色，名曰治鸟。……越人谓此鸟是越祝之祖也。”1981年，在浙江绍兴曾出土一个战国时期的铜屋模型，屋顶立柱，柱顶有一大尾鸠。这是吴越人的图腾柱，是他们以鸟为图腾的物证。此外，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上，往往刻画有鸟的图案；其神徽上还有羽冠鸟脚人，即为吴越人鸟图腾的早期形式。
现代考古学也证明，东夷人和吴越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山东海岱地区的北辛——大汶口——山东龙山这一系列文化一般被认为是东夷人创造的文化，江浙一带的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则被视为古吴越文化的代表；而事实表明，北辛文化与马家浜文化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马家浜文化是后李文化晚期南下的后李人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后发展而来的，留在海岱故地的后李人则与东迁的裴李岗人共同创造了北辛文化[12]。
正是因为有着共同的祖源，所以它们各自的后继文化也颇有相同之处。大汶口文化与崧泽文化之间，既有共同的文化代表，如都以大口尊为祭祀重器，都属于鼎文化系统；又都能在各自的文化中找到对方的影响因子。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亦是如此。比如，作为划分文化类型重要依据的陶器，两种文化均普遍采用轮制，都有引人注目的黑陶，三足器、圈足器发达，且器形相近；两种文化均尚玉，制玉工艺都比较突出；在两者各自的部分陶器上，都发现了可以用古文字学的方法分析释读的符号（前者10种，后者11种），其中有5种相同或相似；等等。
追溯一个民族的含融成分，必然会和语言研究交叉在一起；语言是民族认同的要素之一。我国民族众多，语言复杂，但基本上可分为两大语系，即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13]。近年来，较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东夷语与华夏语所属的汉藏语不同，应是阿尔泰语的一种，在类型上则属于黏着语[14]。
研究表明，吴越人所操的语言，发音“急速轻利”，与常被形容为“抑扬顿挫”的声调语言汉藏语有着明显的不同，可能也是黏着语；而考虑到地理、历史等因素，应即阿尔泰语的一种。历史语言学的相关研究也能够证实这一点。
我们知道，语言本身是人类历史文化的一种“化石”；而族名作为血缘关系的语音标识，无疑是人类语言最深层的沉淀。族名，以及往往会与族名相互转化的姓氏、地名，并不会因语言的更替而被人们轻易放弃；因此，揭示原始族名、地名、姓氏乃至人名的族属和语属信息，是历史语言学的最基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相应地，对吴越地区地名、人名的研究，是追溯古代吴越居民族属和语属的一个重要手段。
尽管吴越人在春秋时代就卷入了华夏化的浪潮，并于秦汉时较为彻底地与华夏族融合了，但他们仍然在吴越地区留下了种种痕迹。文献在这些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从中我们发现，那些自春秋时代保留至今的吴越地名以及人名，同阿尔泰民族—部落名之间，竟有许多都存在着不可割裂的可比关系，如：
鹅真（苏州湖名）：兀者(通古斯系部落名)
鸠兹（芜湖古称，一作句慈）：古斯（突厥部落名）
姑妹（春秋时越地，一作姑末、姑蔑）：库莫（东胡－鲜卑系族名）
屈羽（吴王）：屈说(通古斯部落名)
夷吾（吴王）：伊吾（西突厥部落名）
颇高（吴王）：仆骨（一作仆固，回纥外九部之一）
余祭（吴王）：乌稽(通古斯系部落名)
阖闾（吴王）：斛律（高车部落名）
姑蔑（吴王子）：库莫（东胡－鲜卑系族名）
无任（越王）：兀惹(通古斯系部落名)
这个人名、地名集合与族名集合之间一一对应的相关现象，自然不应再被视为是偶然或孤立的事件，而是确认吴越古代居民族属的判断依据。它昭示了吴越人与东夷所属的阿尔泰语民族在群体上的同源关系，同时也说明在远远早于春秋的时代，长江下游曾经有过大规模的民族－部落的迁徙和融合活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吴越先民应是东夷人（属阿尔泰语民族）的一个分支，原居住地可能在今山东一带，在他们南迁至吴越地区的过程中，同其他民族相融合，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古吴越文化，但他们仍然保留并使用其祖语阿尔泰语。
（三）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以现代阿尔泰语作为参考依据，分析探讨一下“具区”、“五湖”和“句吴”的含义。
由于这组词归根到底都和太湖有关，我们就从下列阿尔泰语系中的“湖”一词入手[15]。
突厥语族：维吾尔语 kul，哈萨克语 kul，图佤语 kul，西部裕固语 kul；
蒙古语族：蒙古语 nahur/nuur，达斡尔语 naur，土语 noor，东乡语 xu，保安语 dongtji；
满-通古斯语族：满语 tanggin，锡伯语 norw，赫哲语 hujo，鄂温克语 amagi，鄂伦春语 amugi。
经过比较可以看出，其中，现代突厥语族的语言都称湖为“kul”，因此可以推测，上古突厥语也应是kul（元音可能有所不同），这就与“区”、“湖”和“吴”在语音上有了对应！也就是说，“区”、“吴”，都有可能是上古突厥语kul一词的译写；而汉语的“湖”更与之音近义同，基本可以认定它们有同源关系。
至于“具”、“五”和“句”，经过研究，我们认为它们应源自上古突厥语中表示远指的指示代词“那”。
在现代突厥语中，“那”多以元音开头，如维吾尔语为u，哈萨克语o/ol，图佤语ol，西部裕固语ol/a。但是，西部裕固语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说法：gol，由此可见，上古突厥语“那”的原始形式也应是以g类音开头的；而在语音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词首的g类音是一个不稳定的因子，就像原子中的游离电子那样，常常会有脱落的趋势；现代吴语苏州话就颇能说明问题：“那”既可以说成kuetar，也可以说成uetar；因此，经过长时间的演变，“那”由最初的go(l)变成了现在的o(l)。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上古时代，东南吴越先民所使用的古吴越语是古阿尔泰语的一种，他们以go(l)-kul（可能有偏差，但也不会太远），即“那湖”来特指太湖。当中原华夏族在不同时期与之发生接触和交流后，知道了太湖，于是先后用汉语“具区”、“五湖”音译了古吴越语go(l)-kul一词来指称它。到了泰伯奔吴立国之时，由于种种原因，吴人奉立go(l)-kul为国号，而此时语音又已稍有变化，于是传到华夏族时，go(l)-kul就译写成了“句吴”。
现在，回头再来看“震泽”一词，我们发现，它竟然也有阿尔泰语的影子！“震泽”的上古音拟测为tjien-deak；而现代突厥语的“沼泽”为thengde，这两个词的后一音节声母相同；前一音节中，tj属照母，th属透母，二者同为舌音，构成“照透准旁纽”，尽管这一现象比较少见，但也不能排除其互转的可能性。那么，“震泽”究竟是古代中原华夏族对太湖的命名，还是汉语对古吴越语thengde的音义合译？二者似乎都解释得通，这就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了。
（四）
此外，“句吴”等词实际上还与另一组词有着密切关系，而这就得说到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姑苏山了，据说苏州的古称“姑苏”就得名于此山。
《吴郡图经续记》云：“姑苏山，在吴县西三十五里，连横山（今七子山）之北，或曰姑胥，或曰姑余，其实一也。”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姑苏”的别名“姑余”其实就是“句吴”。上古“句”、“姑”相同，这无须多言。至于“余”和“吴”各自的声母，事实上也能互相转化。比如，普通话中“喂”音[wèi]，到了吴语苏州话中就变成了[y]；而地名“唯亭”又称“夷亭”，也是声母w、y互转的例子。因此，“姑余”即“句吴”，也就是“那湖”的意思。
那么，“姑余”为什么又与“姑苏”、“姑胥”相关联呢？史书没有明文记载；而从语音上看，“余”和“苏”、“胥” 也不存在对音关系；不过，从吴越人使用的阿尔泰语中，倒是可以找到其来由。
先来看看“苏”和“胥”。在上古音中，苏（sa）和胥（sia）无疑是相通的，可它们在阿尔泰语中又有什么含义呢？
我们知道，“以水为本”是吴文化的特色。水同吴地人民的生产、生活乃至体态、性格等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比如生活在水乡泽国的人民就育成了机智勇敢、思想开放的性格和锐意创新的作风。所以说，水对吴文化的全部内容产生了十分深刻和久远的影响，或者可以说，吴文化就是水文化。
而在阿尔泰语系中，“水”一词是这样的：
突厥语族：维吾尔语su，哈萨克语suw，图佤语suw，西部裕固语su；
蒙古语族：蒙古语usu(n)，达斡尔语，土语，东乡语，保安语；
满-通古斯语族：满语muke，锡伯语muku，赫哲语muke，鄂温克语muu，鄂伦春语muu。
这样一对比，很容易看出，“苏”、“胥”其实就是突厥语su的音译，也就是“水”的意思（汉语的“水”和su则应有同源关系）。有趣的是，“苏”的繁体字由“艸”、“鱼”及“禾”组成，而它们无不与水关系密切。此外，据说苏州胥口当地土话至今还读“胥”为“水”（平声），这似乎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胥”即是“水”；而从伍子胥死后被吴人尊奉为“胥神”[16]，也就是水神这一点来看，“胥”又和“水”扯上了关系。
由此可见，“姑苏”和“姑胥”就是“那水”的意思；原来，除了“那湖”之外，吴地先民还以“那水”来指称太湖！姑苏山位于太湖之滨，素来又是登临眺望太湖的胜地，吴地先民便索性以他们对太湖的指称为之命名了。前面我们又说过，“姑余”是指“那湖”，于是，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湖不就是水吗？！这样的话，“姑苏”和“姑胥”自然就是“姑余”了。
因此，我们的最终结论是，具区=五湖=句吴=姑余≈姑苏=姑胥；而归根到底，这些地（族）名无不源自太“湖”这片吞吐万汇、“包孕吴越”的大“水”！
注：
[1] 此外，太湖的别称尚有：
“笠泽”。《左传》哀公十七年（前478年）：越子伐吴，吴子御之笠泽，夹水而阵。唐陆广微《吴地记》：笠泽江，松江之别名。又云笠泽即太湖。
“洞庭”。《吴地记》引《扬州记》曰：太湖，一名震泽，一名洞庭。又，湖南也有洞庭湖，且两地都流传着柳毅传书的传说和遗迹，亦值得研究。
[2] 目前，地质学家通过对卫星照片的分析，发现太湖周围存在着只有巨大的陨石撞击地面后所产生的波浪状振荡运动才能造成的“围圈构造”；天文地质学家也发现太湖周围地形具有“旋扭构造”。
[3] 见《太湖民间传说》之《太湖为啥不是圆的》。
[4] 见《太湖民间传说》之《蜻蜓报信》。
[5] 据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下同。
[6] 《周礼·夏官·职方氏》：东南曰扬州，……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汉郑玄注：具区、五湖，在吴南。《史记正义》以为浸薮同处。
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太湖，在吴县南。《禹贡》谓之震泽，《周官》、《尔雅》谓之具区，《史记》、《国语》谓之五湖，其实一也。……所谓五湖者，盖所纳之湖有五也。郭景纯《江赋》云：“包五湖以漫漭。”言江水经纬五湖而包注震泽也。旧传五湖之名各不同，《图经》以谓一曰贡湖，二曰游湖，三曰胥湖，四曰梅梁湖，五曰金鼎湖（又曰菱湖）。郦善长以谓长塘湖、贵湖、上湖、滆湖，与太湖而五。韦昭云：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
清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太湖，……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苏望五湖者，是也。五湖者，张勃《吴录》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东通长洲松江，南通乌程霅溪，西通义兴荆溪，北通晋陵滆湖，东通嘉兴韭溪，水凡五道，故谓之五湖。陆鲁望云：太湖上禀咸池五车之气，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名曰菱湖、游湖、莫湖、贡湖、胥湖。
[7]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名曰交趾者，交以南诸夷其足大指广，两足并立则交焉。”
[8] 本文中指江浙一带吴越土著使用的语言。
[9] 见陈连开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
[10] 《吕氏春秋·恃君览》：“扬汉之南，百越之际。”
[11] 见《左传·昭公十七年》
[13] 汉藏语系包括汉语族（汉语）、藏缅语族（藏、门巴、彝、哈尼、傈僳、纳西、拉祜、景颇、独龙、怒、土家、羌、普米）、壮侗语族（壮、布依、傣、侗、仫佬、水、毛难、黎、京）和苗瑶语族（苗、瑶、畲、仡佬）。其特点是：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形态变化少，语序较固定；多数语言有丰富的量词（名量词和动量词），量词的来源同名词、动词有密切关系；单音节词根占多数，复音节词多由一个以上的词根组成，少数由词根加附加成分组成；一般都有四音格词，意义丰富多彩，语音形式为双声、叠韵、重叠等。
阿尔泰语系分布于西起土耳其，东到东北亚的广泛地域（包括朝鲜和日本），属于黏着语类型，可分为突厥（如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撒拉、西部裕固）、蒙古（蒙古、达斡尔、土、东乡、保安、东部裕固）和满—通古斯（满、锡伯、赫哲、鄂伦春、鄂温克）三大语族，其特点是：词根一般不作变化，以粘合后缀为构词和构形的主要手段，来表示多重语法意义；有词尾而无词头和词嵌，名词有数、格等语法范畴；修饰成分在中心语前，词无语调而有重音，基本语序为主-宾-谓。
[14] 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且相关文章较多，在此不再赘述。
[15] 参考孟达来《北方民族的历史接触与阿尔泰诸语言共同性的形成》附录，下同。
[16] 《寰宇记》云，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吴人立祠江上，因名胥山。郦善长《水经》云，胥山上今有坛，长老云胥神所治也。下有九折路，南出太湖，阖闾造以游姑苏之台而望太湖也。或曰姑苏山一名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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